CZ最新專訪：我不是傳奇，只是個普通人

原文標題：Binance CEO: 4 Months in Prison, $4 Billion Fine, and What Comes Next

原文作者：All-In Podcast，YouTube

原文編譯：Peggy，BlockBeats

編者按：這次採訪記錄了全球加密貨幣行業最具影響力也最具爭議的人物——CZ（趙長鵬）從巔峰、入獄到重生的完整心路歷程。

打破了外界對百億巨頭的神話想像，展現了一個極其真實且帶有極簡主義色彩的普通人：他在麥當勞翻過肉餅，在彭博寫過底層代碼，甚至在財富自由後依然習慣訂經濟艙。最令人震撼的除了 Binance 的崛起，還有他首次詳盡披露了與政府司法部博弈的細節，在面臨長達數週的心理戰、媒體渲染下的勒索風險，以及西雅圖監獄裡複雜的種族幫派規則時，他是如何保持情緒的絕對穩定。

CZ 坦誠地回顧了與 SBF 的恩怨始末，以及被迫離開 Binance 管理層時那次的痛哭。如今，他轉身投入到不設代幣、純粹公益的全球教育事業。這不僅是一部加密行業的編年史，更是一次關於權力、金錢與自由邊界的深刻自省。

看點

· 從中國到加拿大的早年經歷

· CZ 的早期職業經歷：出奇地「普通」

· 在上海創辦第一家公司

· 與比特幣結緣

· 全倉押注加密行業

· 為何創立 Binance？

· FTX 事件始末：與 SBF 的關係及其崩盤

· 直面拜登政府「反加密」的司法部

· 聯邦監獄內部生活是什麼樣？

· 離開 Binance 後的生活與新事業

以下為播客全部對談內容：

從中國到加拿大的早年經歷

Chamath：CZ，歡迎來到《All-In》播客。我想把時間線拉回到最開始，因為我覺得很多人並不了解你的背景，至少沒有他們應該了解的那麼多。你早年在加拿大的一段經歷跟我很像，這部分我特別在意。你在麥當勞打過工，我在漢堡王打過工。

CZ：我父親是 1984 年去加拿大讀書的。

Chamath：當時怎麼會有這個機會？你父親去了之後就一直留在加拿大嗎？

CZ：他會回來看我們，一年一兩次吧，但大多數時間他都在加拿大。

Chamath：他在中國是老師？

CZ：他是老師、教授。先是去多倫多大學做交換項目，然後過了幾年又去了溫哥華的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後來我們也開始申請過去，那時候其實辦護照很難，要三四年才能辦下來。我們大概 1985 年開始申請，差不多兩三年才拿到護照。

Chamath：你是說拿到中國護照？

CZ：對，中國護照。然後辦簽證還得再等好幾年，當時流程就是這麼慢。

Chamath：那你搬到溫哥華是什麼感覺？

CZ：完全不一樣，就是到了一個全新的國家。我在國內學校學過一兩年英語，但一點都不流利。不過溫哥華很好，加拿大你知道的，綠化好、空間開闊、到處都挺漂亮，生活水平也高，東西都很乾淨。水果也更大。整體環境就是很舒服。

Chamath：一家人團聚之後，你父母都工作嗎？

CZ：我爸在大學做助理教授，一個月大概拿 1000 加元，學校還給了很便宜的教師宿舍，所以我們住在校園裡。

我們到加拿大的第三天，我媽就去一家服裝廠上班了，做縫紉、車衣服。她在中國是教數學和歷史的，但英語不太行，所以找不到同級別的工作，只能在拿最低工資的工廠幹活。她在那裡幹了七到十年吧，就一直做這個。

Chamath：我媽在斯里蘭卡時是一名護士，後來我們移民了，拿到難民身份後，我父親一直沒找到工作。我媽就去給人家當管家，維持生計。再後來，她做回了類似護士助理的工作。我想我大概 14 歲左右的時候，拿到了人生第一份工資。

CZ 的早期職業經歷：出奇地「普通」

CZ：對，沒錯，我也差不多是 14 或 15 歲時在麥當勞打的第一份工。

Chamath：咱們同歲，那估計也是 14 歲。你還記得當時卑詩省的最低時薪是多少嗎？

CZ：記得，那時候最低工資是 6 加元。

Chamath：這太不可思議了，安大略省那時候 4.55 加元。

CZ：但在麥當勞，他們只付 4.5 加元。這比法定最低工資還低，因為麥當勞當時似乎有一項特殊豁免權，畢竟那裡雇了很多年輕人。我記得是在 14 歲生日那天去申請的，一週後我就在那兒翻肉餅了，那是我人生第一筆收入。

Chamath：那你當時算不算那種早熟的「技術神童」？就是那種 24 小時都在寫代碼、鑽研計算機科學的小孩？

CZ：不，我覺得我稱不上那種人。我是個技術控，大學讀的計算機，高中就開始對編程感興趣並自學了，但我絕對不是什麼編程奇才。算是個還不錯的程序員吧，職業生涯裡也寫過一些像樣的代碼。但在我 28 到 30 歲左右的時候，開始脫離代碼層，去做更多的業務拓展和銷售之類的工作了。

Chamath：你當時朋友多嗎？

CZ：挺多的。

Chamath：只有亞裔朋友嗎？還是各色人種都有？

CZ：都有。其實亞裔和非亞裔的朋友我都有，但在我們學校，大多數亞洲孩子只跟亞洲孩子扎堆，我算是個例外，我也有不少白人朋友，有各種各樣的朋友圈子。我在加拿大的青少年時光非常棒，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幾年。我覺得正是那段時光塑造了我樂觀的性格，我通常是個挺快樂的人。

Chamath：當你沒考上我的母校滑鐵盧大學，只能屈就麥吉爾大學的時候，你心裡是什麼滋味？會覺得自己很笨嗎？

CZ：這個嘛，其實當時我在滑鐵盧、麥吉爾還有多倫多大學之間糾結。但我知道我肯定不去卑詩大學，因為我想換個城市。其實 UBC 給了我錄取的，但我就是不想去。當時我一位非常尊敬的長輩建議說，你應該去當醫生，因為醫生的生活體面，薪水也高。我聽了她的建議，選擇了生物學。而滑鐵盧大學並不是以生物見長的，對吧？所以我去了麥吉爾。但讀了一個學期後，我就對自己說：不學生物了，我要轉到計算機科學。

Chamath：那是典型的大學生活嗎？暑假有沒有找到很牛的工作？還是像普通的大學生一樣，得為了交學費奔波？

CZ：我每個暑假都工作，而且我在學年期間也會打兼職。

Chamath：所以沒有負債？你當時是不是想：我一定要在沒有任何債務的情況下畢業？

CZ：對，第一年我沒申請助學貸款。其實我還是從我爸那兒拿了 6,000 加元。第二年錢還是不夠，我姐姐給了我 3,000 加元。從那以後，我就再也沒跟家裡要過一分錢了，完全自給自足。所以很幸運，我沒有任何學生債務，但這都是靠每個夏天不停打工換來的。

Chamath：你知道滑鐵盧大學最棒、也是最救我命的一點是什麼嗎？就是它的實習項目，我當時找到了幾份非常棒的實習工作。即便如此，我畢業時還是背了大約 3 萬加元的債，不過我那時候在股票交易上表現挺活躍的。

後來我的老闆，一個叫邁克·費舍爾的人，對我做了一件極其慷慨的事。我當時在一家銀行做衍生品交易員，那是我的正職，但我私下也炒股，還幫他賺了不少錢。他問：「你欠了多少債？」我說大概 3 萬，準確說是 3 萬 2。他說：「現在就下樓去加拿大帝國商業銀行把你的債還清，我給你寫支票。」

CZ：哇。

Chamath：他當場給了我一張 3.2 萬加元的支票。

CZ：你應該跟他說欠了 3.3 萬，或者 30 萬。

Chamath：這就是加拿大不可思議的地方，你能接受極好的教育，而且不會被那種讓你翻不了身的債務壓死，這在美國對很多人來說已經是不可能的事了。

CZ：即便在麥吉爾，也有很多從美國跑來讀書的人，他們付著國際生的學費，卻發現還是比在美國讀書便宜。我當時覺得這太瘋狂了。所以我們真的很幸運，加拿大的學費還算合理。

Chamath：所以你從麥吉爾的計算機系畢業後做了什麼？

CZ：哦，其實我沒從麥吉爾畢業。我在那兒讀了四年，大三那年我找到了一份實習，大四那年實習期延長了，我就沒回麥吉爾。所以我並沒有麥吉爾的學位。

後來我發現我去日本申請工作簽證需要一個學士學位。當時正值 2000 年左右互聯網泡沫的頂峰，我就參加了一個叫「美國計算機科學學院」的在線教育項目，在那兒拿到了學位。

Chamath：我的天！所以名義上你是那所學校的畢業生？

CZ：名義上是是的。

Chamath：好吧，那你當時是拿到了哪份實習，讓你決定直接在那兒幹了？

CZ：是在東京的一份實習，從大一開始，我就一直在做編程相關的活兒。我在一家叫 Original SIM 的公司寫過模擬軟件。大三的時候，我進了東京的一家公司，叫 Fusion Systems Japan。他們在為東京證券交易平台的經紀商開發訂單執行系統。

Chamath：那是一家在蒙特利爾或加拿大有辦公室的日本公司嗎？

CZ：不，我直接飛去了東京。

Chamath：你去了東京？

CZ：對，其實那是一家由幾個美國人在東京開的公司。

Chamath：所以你當時覺得這像是一場冒險，我要去東京過個暑假。

CZ：你想啊，我當時只是個大學生。能去東京生活簡直跟做夢一樣。

Chamath：那你當時主要負責哪類軟件的開發？

CZ：主要是訂單執行軟件。簡單來說，就是負責處理和傳輸交易指令的系統。

Chamath：類似於如今支撐 Binance 業務的那種底層邏輯嗎？

CZ：基本可以這麼理解，架構風格很接近。不過，我參與開發的所有軟件都不涉及決策算法，它們只負責高效地執行指令。

Chamath：當你初次接觸這個領域時，你的反應是「天吶，我太熱愛這個了」，還是僅僅覺得「既然接到了代碼任務，我理解其邏輯，那就把它完成」？你是被業務本身吸引，還是僅僅把它當成一份工作？

CZ：起初純粹是當作一份工作。那時我太年輕，對各行各業缺乏宏觀的認知。剛進公司時，我被分派去開發一個數字影像存儲系統，它並非像 iPhone 相冊那樣簡單，而是用於醫療影像的專業系統。

但不久後，公司的核心業務轉向了訂單執行系統，我也隨之參與其中。這成為了我的職業生涯的重心。我之所以喜歡它，是因為它對技術專業性要求極高。這個領域的核心是效率：極致的響應速度和超低的延遲。這種對效率的追求在潛意識裡非常契合我的性格。

Chamath：深入探討一下，像 Jump 這種高頻交易機構，他們為了優化效率和延遲幾乎不計代價，甚至會自研電路斷路器和物理光纖基礎設施，只為節省幾毫秒。在軟件層面，這種極致的優化是如何體現的？在編寫代碼時，你如何處理這些極限邊界條件？

CZ：這分為多個層面。首先是軟件架構的優化，你必須確保系統絕對高效。例如，為了消除延遲，我們會剔除所有的數據庫查詢，將一切操作移至內存進行。同時要精簡計算邏輯，尤其是針對下單前和交易前的風險審查流程。更高級的階段會涉及到硬件層面，比如使用現場可編程門陣列，這是一種集成在網卡上的可編程芯片。

Chamath：這樣數據就不必在內存和處理器之間來回往返，從而進一步提升速度。

CZ：沒錯。大約十年前我還在寫代碼時，一次數據往返大約需要 100 微秒；而通過硬件優化，可以將延遲降至 20 微秒。之後就是物理設施的優化，比如尋求服務器託管，盡量縮短物理距離。

Chamath：這讓我想起 AI 領域的 Groq。我們十年前初創時也有類似的洞察，讓數據在 GPU 和 HBM（高帶寬顯存）之間穿梭是非常低效的。所以我們決定採用 SRAM，將一切數據保留在芯片上。

這種思路在推理的解碼階段非常有效。既然高頻交易涉及如此巨額的資金，為什麼這些機構沒有嘗試研發定制化的專用集成電路（ASIC）？我理解 FPGA 的應用，但似乎沒人走到自研特定芯片（ASIC）這一步，還是說他們做了但秘而不宣？

CZ：我認為這種規模的芯片定制並不普及，主要原因在於算法迭代太快。雖然芯片化設計非常高效，但一旦需要修改邏輯，研發週期太長。相比之下，FPGA 在性能與可重構性之間取得了最佳平衡。即便如此，FPGA 的編程週期依然比純軟件要長出十倍。

Chamath：你在日本工作的公司後來成功了嗎？

CZ：很成功。就在 2000 年互聯網泡沫破裂前夕，那家公司被一家納斯達克上市公司收購了。

Chamath：收購金額很大嗎？

CZ：當時大約是 5200 萬美元。在那個時代，這算是一筆巨款。

Chamath：那是你察覺到商機、決定投身創業的契機嗎？還是另有隱情？

CZ：不，那時我才二十出頭，還太年輕。在公司裡，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程序員，用日語說就是一名上班族。

Chamath：明白。那在那之後發生了什麼？

CZ：公司被收購後，母公司與原團隊之間出現了嚴重的文化衝突，那是我第一次意識到企業併購可能面臨的困境。管理層不合，於是原合夥人決定另立門戶，成立了另一家公司。

雖然我沒從那次收購中分到錢，但合夥人們賺了不少。他們租下了極其豪華的辦公室，然而新公司只維持了一年。這證明了過去的成功並不代表未來的必然，甚至可能產生誤導。他們揮金如土，卻沒有營收，公司在 2001 年便倒閉了。2001 年初，我開始尋找新機會，恰好彭博在招聘。那是在「9·11」事件發生前，我拿到了錄用通知，但還沒正式入職。

Chamath：崗位是在哪裡，紐約嗎？

CZ：當時我還在東京，但崗位是在紐約。「9·11」發生後，我致電彭博詢問職位是否還有效，是否還要去。他們反問我：「你還敢來嗎？」我說：「沒問題。」於是，我在 2001 年 11 月抵達了紐約。

Chamath：當時的氛圍如何？

CZ：街上冷冷清清，但我適應得不錯。紐約雖然沉寂了幾個月，但很快就恢復了往日的活力，對我來說沒有太大困擾，我在彭博工作了四年。

Chamath：那期間你是否依然扮演著打工人的角色？在大型企業工作，拿著薪水、獎金，或許還有一些期權。

CZ：是的，我當時以高級開發人員的身份入職，被分配到了「Tradebook Futures」團隊。那是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