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探討Lido治理：權力結構中的相互制衡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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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編譯：Kxp，BlockBeats
引言
Lido 上一項創新治理提案，即一份出色的流動性質押協議，在很大程度上未引起足夠的關注。該提案的核心主張是支持「雙重治理方案」，即除了LDO 持有者外，stETH 持有者也將被賦予對Lido 協議的治理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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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do 的雙重治理提案
Lido 是一個為Ethereum 提供流動性質押解決方案的去中心化自治組織。 Lido 生態系統目前由其協議Token LDO 進行治理，該Token 賦予用戶在平台上對活動、升級和變更進行投票的權力。 Lido 的stETH 衍生Token 與ETH 的價格保持1: 1 的兌付比例，該幣代表了用戶質押的ETH 持有量。
考慮到該協議控制的質押ETH 數量巨大（617 萬ETH，約115 億美元），Lido 的核心開發者認為他們必須改變Lido DAO 的治理模式，以抵御道德風險。
因此，雙重治理提案旨在解決當前治理狀態中出現的委託代理問題，其中LDO 持有者（代理人）可能出於自身利益行事，而不考慮stETH 持有者的利益（委託人）。
在這種情況下，質押者更關心Ethereum 網絡的利益，而LDO 持有者的利益與之不太一致。在最壞的情況下，LDO 持有者甚至可能發動一次搶劫，並竊取在智能合約中質押的ETH，濫用他們對流動性質押代碼的控制權。這是因為Lido DAO 有能力升級stETH 合約，使其能夠從任何地址銷毀stETH，並將其鑄造到其他地址。這意味著，儘管DAO 並不直接控制支持stETH 的ETH，但它可以通過修改代碼，從用戶那裡竊取資金，銷毀他們的stETH 並將其鑄造到其他地方。
雙重治理方案旨在更好地調整雙方的激勵機制，確保此類事件不會發生。在這個方案下，LDO 持有人仍然可以提出協議變更的建議，但質押者也獲得了否決權，有權拒絕被認為是「關鍵治理決策」的提案。這對於保護質押者的利益、防止治理被控製或協議失衡至關重要。
雙重治理機制的設計旨在給予活躍的stETH 社區成員時間來對有爭議的決策做出反應。首先，對所有重要決策進行執行時間鎖定，給予社區通過Veto Escrow 智能合約表達異議的機會。如果社區的一小部分（例如5% ）表示不同意，治理機制將進入臨時的否決投票狀態。
如果總體stETH 供應的大部分加入升級過程，治理將轉入否決協商狀態，允許質押者與治理進行協商。成功的協商將恢復正常的治理操作。然而，如果協商失敗或者大部分stETH 供應加入升級過程，將觸發全球結算，解散協議並將ETH 返還給質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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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院制——雙院制立法機構
Lido 的雙重治理方案的設計效仿了雙院制的原則，雙院制是指權威立法機構由兩個議院或者兩個機構組成。
美國國會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它由眾議院和參議院組成。在設計國會結構時，制憲者也面臨過的委託-代理問題，即選舉官員（代理人）和公民（委託人）之間的問題。雙院制的設計旨在通過參議院防止權威被民粹主義「暴民統治」所控制的同時，也防止權威與民意疏遠，脫離選民的普遍意見。
當然，這樣的憲法安排既是刻意設計的結果，也是歷史的必然性，因為它深深植根於現實政治和人口眾多與人口較少州之間的拉鋸戰。然而， 1787 年的偉大妥協最終允許下議院的代表根據人口進行分配，上議院的代表根據各州平等進行分配。
在美國憲法的製定過程中，制憲者有意設計了兩院的成員身份和治理範圍，並融入了權力製衡的原則，以防止濫用權力並保護公民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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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重治理與兩院制
我們可以觀察到，雙重治理機制和兩院制之間有許多相似之處。從更高層面上看，它們都通過利益的協調來緩解委託-代理問題，並通過引入製衡機制來限制執政機構的權力。進一步研究後，我們可以發現兩院制和雙重治理方案在設計上存在四個主要特點： 1 ）代表多樣性， 2 ）合理延遲性， 3 ）專業性，以及4 ）可預測性。
1. 代表多樣性：在美國國會中，參議院可以限制民眾的瘋狂舉動，進而製衡住眾議院的多數派暴政。在Lido 中，雙重治理通過將stETH 持有者的利益與LDO 持有者的利益結合起來，擴大了代表多樣性。在這裡，stETH 持有者起到了一種防範機制，以確保LDO 大戶無法控制治理，從而確保一個更加平衡的決策過程。
2. 合理延遲性：兩院制和雙重治理方案增加了治理過程的複雜性。在國會中，兩個議院中往往需要協商一個法案；而在Lido 的情況下，引入時間鎖定機制降低了隨意更改的可能性，從而遏制住執政黨在處理複雜問題時採取快速解決方案的衝動。當然，另一方面，這樣的設計也可能導致更多僵局，即無法通過任何法案的情況。
3. 專業性：漢密爾頓和麥迪遜在《聯邦黨人文集》第62 篇中提出了以下觀點：
「一個由大多數人從私人活動中召集起來、任命時間短暫，並且沒有持久動機去把公共職務的空閒時間用於學習國家的法律、事務和全面利益的群體，如果完全依靠自己，就難以避免在行使立法職責時犯下各種重要錯誤。」（《聯邦黨人文集》第6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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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政工程與DAO 設計
兩院制當然不僅僅是美國的專屬產物，它的歷史根源可以追溯到希臘和羅馬的古代社會。現代兩院制起源於英國，並在許多其他國家都得到了採用，雖然它們各自的具體設計都有所不同。
上述針對美國國會和Lido 的雙重治理提案的比較是在微觀層面上進行的。從更廣泛的角度來看，設計DAO 與構思憲法並無二致。從本質上講，它們都是由系統、流程和政策構成的製度安排，旨在高效協調各項活動以達到共同目標。憲政工程的研究由來已久，可以作為新興DAO 設計的重要參考資料。
比較憲法結構的角度之一是對否決門和否決者進行評估。否決門（Veto Gates）指的是在立法過程中可以阻止提案的正式機構；而否決者（Veto Players）指的是任何有能力阻止提案的人或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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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sm Collective：Token House 與Citizens' House
在詳細探討了Lido 的雙重治理方法之後，值得注意的是，其他項目也在探索創新的治理結構。典型例子之一就是Optimism，它是Ethereum 上的一個Optimistic Layer 2 Rollup，採用了一種獨特的兩院制方法，以滿足其社區成員的多樣化需求。
Optimism Collective 由兩個部分組成：Token House 和Citizens' House。 Token House 由OP Token 持有者組成，對各種治理提案進行投票，而Citizens' House 負責追溯性公共產品資金支持（RetroPGF）。
RetroPGF 包含一系列實驗，Citizens' House 成員根據特定標準，將協議利潤或Token 儲備的一部分分配給在公共產品方面做出顯著貢獻的項目。 RetroPGF 的基本概念是，追溯性地確定並獎勵已經證明其價值的項目，要比為潛在未來利益分配預先的撥款更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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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權力結構中的相互制衡
在《後資本主義社會》（1993 年）一書中，現代管理理論之父彼得·德魯克提出了一個自治社區組織的假設，該組織介於私營部門和公共部門之間。
「每個發達國家都需要一個自治、自我管理的社區組織部門，它需要提供人們所需的社區服務。最重要的是，它將建立社區聯繫，並重振公民意識。從歷史上看，人們的命運與所屬的社區密切相關。在後資本主義的社會和政體中，個人必須對社區負起責任，積極為社區的發展和繁榮作出貢獻。」
區塊鏈的核心創新在於治理——分配信任的新模式。由區塊鏈驅動的DAO 已成為許多有機社群形成的基礎，它們無疑有潛力實現德魯克對孕育「新型公民中心」的願景。然而，實現這一目標的道路錯綜複雜且充滿挑戰。
「野心必須用來製衡野心。」——《聯邦黨人文集》第51 號
詹姆斯·麥迪遜提出的製衡精神不僅是一個永恆的政治原則，而且也是任何人口眾多的社群組織在平衡各方利益時應遵循的原則。因此，看到像Lido DAO 和Optimism Collective 這樣的組織在其治理過程中積極採納更複雜的製度安排，讓人倍感鼓舞。
要想實現DAO 對新形式社會組織的願景、擺脫中心化機構的干預，創新必須不僅在技術層面上實現，也必須在製度設計層面上實現。為了真正發揮其潛力，DAO 應該勇於探索憲政工程的多元領域，並從過去政治結構的興衰中汲取寶貴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