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黨反對AI？
- 核心觀點：將民主黨執政等同於AI產業利空缺乏歷史與政策依據，真正影響AI資本市場的是政策傳導、基礎設施成本分配與企業盈利，而非黨派標籤。
- 關鍵要素：
- 2023—2024年民主黨執政期間，納斯達克累計上漲約84.5%，輝達資料中心收入兩財年增長約7.7倍。
- 拜登政府簽署《晶片與科學法案》撥款527億美元，並發布AI行政令、協調資料中心建設，政策兼具支持創新與監管雙重目標。
- 2023年全美資料中心耗電約176太瓦時，占全國4.4%，預計2028年占比升至6.7%—12.0%，電網成本分攤成為兩黨共同議題。
- 資料中心限制並非民主黨獨有，德州共和黨州長及多州共和黨候選人也已採取或提出審查與限制措施。
- 政策對股價的影響需經政策文本、行政執行、項目經濟性、盈利預期到估值的傳導鏈，任一環節均可能中斷。
- 2026年AI風險應區分三種假說：需求受壓制、基礎設施成本重分配、高估值與擁擠倉位觸發重新定價。
原文來源：貝葉斯之美
當政治口號遇上產業利益：透過美國兩黨之爭，看清 AI 資本市場的真正邏輯。2026 年美國中期選舉之後，市場上又出現了一種熟悉的敘事：民主黨贏了，美國 AI 產業要遭殃；資料中心建設可能受限，科技巨頭的資本開支將受到衝擊，AI 牛市因此面臨系統性風險。這種說法聽起來似乎邏輯完整。但如果我們稍微拉長歷史，就會發現一個非常值得追問的問題：
2022—2024 年，美國總統是民主黨的拜登。2023—2024 年，美國 AI 產業經歷了什麼？
是生成式 AI 爆發、算力需求井噴、科技巨頭資本開支擴張，以及輝達等 AI 龍頭企業歷史性的盈利增長。
難道這些事情發生在另一個美國？如果民主黨天然反對 AI 發展，那麼為什麼美國 AI 革命最重要的商業化爆發期，恰恰發生在民主黨總統執政期間？
當然，市場上漲不等於政府政策一定正確。但是，歷史事實至少提醒我們：把民主黨執政與 AI 產業衰退直接畫等號，在邏輯上過於粗糙，在經驗上也缺乏充分支持。比黨派標籤更重要的，是對真實政策、經濟利益和產業傳導機制的理解。
一、先尊重歷史：民主黨執政時期，AI 究竟漲了多少？
不妨先看幾組數字。
2022 年，納斯達克綜合指數下跌 33.10%。
2023 年，納斯達克上漲 43.42%。
2024 年，納斯達克繼續上漲 28.64%。
僅 2023—2024 兩年，納斯達克累計漲幅就達到約 84.5%。
再看 AI 產業最具代表性的公司——輝達。
根據輝達向 SEC 提交的年度報告，其資料中心業務收入：
FY2023：150.05 億美元；
FY2024：475.25 億美元；
FY2025：1,151.86 億美元。
短短兩個財年，資料中心業務收入增長約 7.7 倍。這裡的 FY2025 截至 2025 年 1 月 26 日，主要反映 2024 年的業務發展。與此同時，Meta 在 2024 年的資本開支（包含融資租賃本金支付）達到 392.3 億美元，微軟 2024 財年購置物業及設備的現金支出達到 444.8 億美元。這些開支並非全部屬於 AI，但充分說明當時大型科技企業正在進行規模龐大的基礎設施投資。
這些數字並非輿論推測，而是企業正式披露的財務數據。需要強調的是，2023—2024 年美國處於民主黨總統、兩黨分治國會的政治格局，不能將上漲完全歸功於民主黨。同樣，2022 年民主黨控制白宮和國會兩院時，科技股依然大跌。
這說明什麼？
科技股漲跌從來不是政黨變數的一元函數。2022 年的科技熊市與聯準會快速升息、實際利率上升、估值壓縮密切相關；2023—2024 年的 AI 牛市則受到技術突破、企業盈利上修、資本開支擴張和風險偏好修復的共同驅動。
如果用一個政黨就能解釋科技股漲跌，那麼同一位總統任內的 2022 年熊市和 2023 年牛市，根本無法同時解釋。
二、拜登政府真的反對 AI？不如看看它究竟做了什麼
比市場漲幅更值得研究的，是當年的實際政策。
第一，2022 年 8 月，《晶片與科學法案》正式簽署。
該法案為美國半導體產業及相關計劃撥款 527 億美元，其中約 390 億美元用於半導體製造激勵，約 110 億美元用於研發。這項法案獲得了跨黨派支持，並非民主黨單獨完成。但它確實在拜登執政期間簽署和實施。其核心目標之一，就是強化美國半導體製造能力，減少關鍵技術供應鏈的脆弱性。
半導體是 AI 算力基礎設施的重要組成部分。若說當時的聯邦政府全面反對 AI 產業發展，就很難解釋這類大規模產業政策的存在。
第二，2023 年 10 月，拜登簽署 AI 行政令 EO 14110。
很多人今天提到這項行政令，只記得安全測試、演算法風險和政府監管。但完整文件不僅涉及風險管理，還包含支持 AI 創新、促進競爭、吸引人才、推動科研和政府應用的內容。這份行政令體現的是一種政策組合：既希望 AI 發展，也希望 AI 受到一定治理。可以爭論其合規成本是否過高，或者部分安全要求是否抑制創新。但不能把「對 AI 進行監管」直接改寫成「反對 AI 技術發展」。
第三，2024 年 9 月，白宮主動協調 AI 資料中心建設。
9 月 12 日，拜登政府召集超大規模雲端廠商、AI 企業、資料中心營運商和電力公司，討論大型 AI 資料中心、電網建設、清潔能源、專案審批和勞動力需求。隨後，白宮推動成立 AI 資料中心基礎設施工作組，協調有關部門解決建設瓶頸。這恰恰證明，當年的民主黨政府已經意識到：AI 競爭不僅是演算法競爭，更是 GPU、能源、電力、資料中心和基礎設施交付能力的競爭。
第四，2024 年 10 月，AI 正式進入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核心。
拜登政府發布 NSM-25 國家安全備忘錄，要求美國保持先進 AI 領域的領先地位，並協調計算基礎設施、研發和國家安全應用。甚至到了 2025 年 1 月 14 日，拜登離任前夕，又簽署 EO 14141，專門推動美國 AI 基礎設施建設，其中包括要求國防部和能源部識別適合建設先進 AI 資料中心的聯邦土地。
當然，行政令不代表專案已經建成，政策目標也不等於最終效果。但至少從政策文本和行政行動來看，所謂「民主黨反對美國 AI 發展」的概括，與這些事實並不相符。
三、真正的區別：支持 AI 技術，不代表無條件支持科技巨頭
這裡需要引入一個重要區分：支持一個產業發展，與支持該產業所有公司保留全部利潤，並不是一回事。
拜登政府一方面支持半導體和 AI 基礎設施，另一方面也加強科技反壟斷、AI 安全治理和出口管制。
2024 年 1 月，美國 FTC 正式調查微軟與 OpenAI、亞馬遜與 Anthropic、Google 與 Anthropic 等合作關係，關注大型科技公司是否透過資金、算力和合約優勢限制競爭。
2022 年和 2023 年，拜登政府還陸續加強對華先進計算晶片出口管制。這些政策確實可能影響科技企業的收入、成本和競爭優勢，不能輕描淡寫。但它們針對的是市場結構、國家安全和技術擴散，不等於美國政府希望本國 AI 產業停止創新。
從經濟學角度看，這裡存在三種不同利益：
國家希望擁有先進 AI 技術。
企業希望透過 AI 技術創造利潤。
公眾希望 AI 發展帶來的成本與收益得到合理分配。
三者大體可以一致，卻不可能永遠完全一致。
因此，一個政府完全可能一邊補貼本土半導體製造，一邊限制部分高端 GPU 出口；一邊推動 AI 資料中心建設，一邊要求大型科技公司承擔更多電網成本。把這些不同層次的政策壓縮成一句「支持 AI」或「反對 AI」，反而會遮蔽真正值得投資者研究的問題。
四、2026 年的爭議，本質上已經轉向：AI 擴張究竟由誰買單？
為什麼 2026 年資料中心突然成為美國地方選舉的重要議題？
答案首先在於 AI 基礎設施擴張開始產生越來越顯著的外部成本。美國能源部 2024 年發布的研究顯示，2023 年全美資料中心耗電約 176 太瓦時，占全國總用電量的 4.4%。研究預計，到 2028 年，資料中心用電可能達到 325—580 太瓦時，占全國用電量的 6.7%—12.0%。
注意：這是當時的情景預測，不是已經實現的用電量，但它清楚揭示了問題的規模。資料中心不僅需要 GPU，還需要新增發電能力、輸電線路、變電設施、冷卻系統、水資源和土地。
誰來承擔這些基礎設施成本？如果大型科技企業獲得算力和商業利潤，而部分電網建設成本透過公共事業費率轉嫁給普通家庭，地方政治阻力就會自然上升。這種阻力並非必然來自對 AI 技術的反感，它也可能來自對電價、土地利用、環保和公共補貼的擔憂。
2026 年 1 月，民主黨參議員 Cory Booker 等人提出《Power for the People Act》，要求大型資料中心承擔相關電網擴張成本，減少普通居民的負擔。
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立場並非民主黨獨有。2026 年 9 月，眾議院以 417 票贊成、3 票反對通過共和黨主導的《Ratepayer Protection Act》，許多民主黨議員同樣投下贊成票。該法案隨後在參議院以 57 比 43 的程序性投票未達到推進所需的 60 票門檻。反對的民主黨參議員認為，法案只是要求各州考慮有關標準，缺乏強制效力；共和黨則強調應尊重各州監管權限。
這起事件說明，雙方對保護居民電費承擔者的目標存在相當程度的重疊，但在約束力度和執行方式上仍存在分歧。真實政治分歧，往往比媒體概括出來的兩黨對立複雜得多。
五、不能否認：民主黨候選人的資料中心限制主張，確實可能產生實際影響
理性分析也不能走向另一個極端——認為所有限制 AI 基礎設施的表態都是競選口號。
2026 年 11 月 3 日中期選舉後，路透社報導稱，德州州長選舉獲勝的民主黨候選人 Gina Hinojosa 承諾暫停新的資料中心專案審批，直到制定更明確的社區和消費者保護規則。德州在美國規劃中的資料中心容量中占有重要份額。因此，審批暫停即使不影響最終 AI 需求，也可能改變專案交付時間、地區配置和融資回報。
但另一個事實同樣值得注意：在這次選舉之前，共和黨籍德州州長 Greg Abbott 也已經採取措施，暫停部分新的電網接入，並加強對資料中心專案的審查。2026 年 9 月，至少五個州的共和黨候選人提出或加強了資料中心限制主張。這使得將地方資料中心爭議完全解釋為「民主黨反 AI」，缺乏充分依據。
新的州長競選承諾是否落實，還取決於行政權限、州議會、公共事業委員會、既有合約以及司法審查。媒體宣布勝選也不等於相關限制已經正式生效。反對某些資料中心專案的選址或補貼，與反對 AI 本身，不是同一個命題。但同樣不能忽視：即使長期 AI 需求仍然強勁，專案延期也可能造成真實的現金流損失。對於高槓桿、依賴專案投運和持續融資的資料中心開發商，這種風險尤其重要。
六、美國兩黨在 AI 問題上，存在一個不能忽略的共同經濟約束
AI 已經不是單純的軟體技術問題。
它關係到半導體製造、國家安全、軍工應用、雲端運算、能源投資、科研競爭以及美國大型科技企業在全球市場中的競爭地位。這意味著，無論哪一黨掌握政治權力，都必須面對多種同時存在的經濟激勵。
一方面，先進 AI 可能提升生產率、擴大經濟產出並創造新的產業機會。另一方面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