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密經濟學對治理的限制（下）

DAOrayaki

特邀专栏作者

2021-12-23 12:51

本文約8563字，閱讀全文需要約13分鐘

迄今為止，根據財富進行統治一直是加密經濟設計的規範。

AI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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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為止，根據財富進行統治一直是加密經濟設計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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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進展：DAO Committee 3/7通過

原文作者: Nathan Schneider

原文:Cryptoeconomics as a Limitation on Governance

持續的財閥統治

正文

目前，財閥制可能是加密經濟系統中的普遍現象。 Ferreira等（2019）預測，在比特幣等工作證明區塊鏈中，企業陷入財閥制的可能性很大。許多人希望通過有效的投票銷售（Automata Finance，2021）或其他激勵設計來抵禦風險資本公司在代幣市場上的影響，使暴政的吸引力降低（Buterin，2018；Eyal，2019）。 1Hive通過用代幣獎勵非貨幣性的參與，以及用權衡承諾而不僅僅是財富的機制來做決定來抵制大股東。但是，只要治理可以簡化為經濟學，就很難防止財富和權力之間的反饋循環螺旋式上升為暴發戶的結果。

二級標題

壓制參與者的利益

像經濟學本身一樣，加密經濟學肯定是規範性的，也是描述性的。 Ferraro等（2005）在眾多研究中發現，“自利行為是一種學習行為，人們通過學習經濟學和商業來學習它”。儘管這幅人類繁榮的圖景在實證心理學和人類學中得到了有限的驗證，但“經濟人”已經通過受過經濟學教育的經理人在組織生活中傳播。它塑造了人們創造的機構，以及人們自己。

在對不同治理領域的調查中，Gritsenko 和Wood （2020）發現，雖然引入算法過程可以提高效率，但這樣做也會導致“減少治理者的自由裁量空間”。與未來用戶的權力相比，算法也可以增加其最初設計者的權力空間（Galloway, 2006）。同時，基於激勵的系統很難看到它們周圍的世界中尚未被算法捕獲的方面。

二級標題

對外部性進行貼現

2021年5月13日，億萬富翁企業家埃隆·馬斯克發表聲明，他的公司特斯拉將停止接受比特幣購車，因為擔心加密貨幣因挖礦對化石燃料的消耗，幾乎立即導致比特幣的價值跳水10%（Livni, 2021）。在一個具有復雜商業動機的反复無常的名人的幌子下，這是一個罕見的案例，比特幣至少面臨著對其國家規模的能源消耗和環境影響的責任。該系統由其用戶管理，特別是進行能源密集型計算的“礦工”，而這些用戶可能會從忽視他們的集體碳足跡中獲益。一個更繁忙的網絡與更高的能源消耗和更高的交易價格大致相關。競爭的加密貨幣已經承諾降低對環境的影響，但與比特幣的市場主導地位相關的激勵措施已經阻止了大規模的逃亡。

資助“公共產品”的挑戰是外部性的另一個例子，它威脅著加密經濟系統的可持續性（Buterin 等，2018）。與基於公共的軟件的一般情況一樣（Arp 等，2018），市場機制難以支持不產生直接財務回報的關鍵基礎設施。在加密經濟學之前，非市場機構，如政府和（規模小得多）慈善機構對於提供公共產品是必要的；越來越多的分佈式賬本正在通過收費的財庫和捐助者贈款池來改造它們。在這一點和其他方面，加密經濟設計師開始涉足政治領域。

二級標題

最近的加密經濟實踐似乎正在重塑機構生活的一些舊車輪。 Kleros司法機構、類似董事會的Graph理事會、1Hive的立憲主義、協議政治家——它們與舊世界的同類機構不同，但它們的重新出現也表明，人們越來越認識到需要某種形式的政治機構。這些實施方案以耐人尋味的方式打破了過去的做法，往往為參與和透明打開了更大的大門。然而，如果像這樣的機制依靠加密經濟學作為其唯一的邏輯，其解放的功績將伴隨著對治理運動範圍的限制。

圖片描述

經典的、從未完全實現的自由民主（Brown，2015 年）的餐巾草圖將描繪一個封閉在政治中（通過對共同利益的審議進行管理）的市場（通過經濟激勵措施進行管理）。經濟學有它的地位，但這個系統並不完全是經濟學；指導市場的規則，以及首先使市場得以存在的規則，是在公民的公民權利而非經濟實力的基礎上民主決定的。通過在系統的底層設計民主，有可能克服加密經濟學容易受到的各種限制，例如通過大眾參與來對抗財閥，並使市場可能無法看到的外部因素變得明顯。在這一節中，我介紹了幾種將有意的政治納入分佈式賬本和圍繞分佈式賬本的方法。

二級標題

國家監管是用民主來約束加密經濟的一個工具，它可以是一個富有成效的工具，特別是當國家提供一個鼓勵創新和抑制濫用的框架時（COALA，2021）。但過於倚重政府可能會完全破壞加密經濟的可能性。分佈式賬本可以成為一個民主實踐的設計空間，而政府可能由於僵局或路徑依賴而無法自行探索。僅僅將政治外包給政府可能是不夠的，也是不可取的。

二級標題

合作賬本可以管理一個特定的應用程序，如Opolis或Kleros的情況，或跨越一個更大的生態系統，類似於以太坊區塊鏈在為建立在其上的各種合同製定基本規則方面的作用。通過國家監管實現的民主可能來自網絡之外，而合作式民主則取決於網絡參與者對平等主義空間的投資——正如一些加密經濟項目中的參與者已經做的那樣。

二級標題

這種設計可以使加密經濟網絡服務於不能簡化為經濟反饋循環的目的。 1Hive就是這樣做的，它結合了一個充滿價值觀的社區公約，並通過一個加密經濟爭端解決系統來執行；該社區將此作為一個可複制的模式，稱為“花園（Gardens）”，供其他社區採用（sacha，2021）。協議還可以納入“黃金份額”機制，通過該機制，以目的為導向的基金會或成員管理的合作社可以擁有否決權，以確保網絡不偏離預定的目的（目的基金會，2020）。政府也曾使用黃金股來保留對管理私有化服務的公司的一些控制權（Pezard，1995-1996）。可執行的任務導向可以抵制財閥主義，並使外部因素在系統中更加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