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大通報告：2026年的「選舉行行情」，企業基本面比黨派組合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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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专栏作者

2026-09-29 19:00 (UT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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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政治事件成為頭條時，投資者真正需要識別的，是事件本身，還是事件背後能夠改變基本面的傳導機制。

AI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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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觀點：J.P. Morgan報告認為，中期選舉可能製造市場波動並改變部分政策約束，但政治並非獨立的資產定價框架，貨幣政策和宏觀週期對市場回報的解釋力遠強於黨派組合。
關鍵要素：
1. 1937年以來中期選舉年標普500平均總回報9.2%，低於非選舉年的13.3%，但2018、2022年回撤主因是聯準會緊縮而非選舉本身。
2. 1982—2022年數據顯示，中期選舉年前三季度平均回報略為負值，第四季度平均上漲6.6%，市場改善往往在投票日前一個月已開始。
3. 分立政府下財政擴張受限，但總統在關稅領域仍有較大行政權限，國會變化未必導致貿易政策同步轉向。
4. AI監管方面兩黨方向差異明顯，但只有真正改變企業成本與盈利預期後才會進入市場定價。
5. 2026年宏觀壓力更為直接：8月CPI同比3.4%，聯準會9月加息至3.75%—4.00%，市場已計入年內再次加息可能。
6. 報告強調，通膨、利率、財政赤字和關稅應納入統一分析框架，選舉結果須傳導至基本面才構成有效市場變量。

編者按：隨著 2026 年美國期中選舉臨近，市場討論正在從「共和黨能否守住國會」轉向「選舉結果究竟會改變什麼」。截至 9 月中旬，共和黨在參眾兩院的多數優勢都較為有限，國會重新回到分立政府的可能性，使財政、關稅、監管和總統任命重新成為資產定價中的政治變數。報告但當「選舉帶來不確定性」已經成為共識，一個更底層的問題開始浮現：政治變化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獨立決定市場方向，又有多少所謂的「選舉行情」，其實只是經濟週期、利率和企業盈利變化的結果？

J.P. Morgan Asset Management 在 9 月發布的《2026 Midterm Elections》中，從選舉格局、政策影響和歷史市場表現三個層面重新拆解了這一問題，核心數據截至 2026 年 9 月 18 日。與其說這是一份期中選舉預測，不如說它試圖回答一個更適合投資者的問題：選舉如何透過政策傳導，最終進入資產價格。

在這套報告中，J.P. Morgan 真正做的，是將「期中選舉會不會影響美股」拆解為一組更底層的結構性問題：國會控制權是否足以改變財政和監管路徑？歷史上的期中選舉弱勢究竟來自政治不確定性，還是同期宏觀衝擊？以及，當政治風險最終消退時，真正決定市場能否繼續上漲的變數是什麼？

第一，是政治影響市場的方式正在從「黨派標籤」回到「政策傳導」。過去，投資者很容易直接比較不同黨派、不同國會組合下的股市回報；但 J.P. Morgan 提醒，這類統計很難解釋因果。2026 年更值得關注的是，如果出現分立政府，財政擴張可能受到更多約束，政府停擺和債務上限談判風險可能上升；但在關稅等總統擁有較大行政權限的領域，國會變化未必意味著政策同步轉向。AI 監管同樣如此，兩黨政策重點存在差異，但這些差異只有真正改變企業成本、投資和盈利預期之後，才會進入市場定價。

第二，是報告報告「期中選舉年表現更差」並不等於「選舉導致市場下跌」報告報告。1937 年以來，期中選舉年標普 500 平均總回報約為 9.2%，低於非期中選舉年的 13.3%，波動率也更高；但 2018 年和 2022 年的明顯回撤同時發生在聯準會緊縮週期，2002 年則處於科技泡沫破裂後的調整階段。J.P. Morgan 因此強調，理解這些年份時，經濟背景比政治背景更重要。報告這意味著，歷史數據可以說明選舉期間市場更容易波動，卻不足以建立一條穩定的「選舉—漲跌」因果鏈。

第三，是市場交易的並不只是選舉結果，而是不確定性本身的消退。1982—2022 年的歷史數據顯示，期中選舉年前三個季度平均回報略為負值，第四季度則平均上漲 6.6%；更重要的是，市場平均改善往往在投票日前不到一個月就已經開始。這意味著，選舉後的行情不能簡單理解為「結果落地後的方向交易」，更接近於多種政策情景逐漸收斂之後，風險溢價重新定價。

第四，是 2026 年真正壓在選舉之上的，仍然是宏觀週期。J.P. Morgan 將通膨、利率、財政赤字和關稅放進同一套分析框架，本質上是在提醒投資者：即使國會版圖發生變化，只要增長、貨幣政策、企業盈利和估值這些變數沒有同步改變，大盤的定價邏輯也未必隨之重寫。其另一篇針對期中選舉的市場分析同樣指出，貨幣政策、勞動力市場、企業利潤與估值，比政府由何種黨派組合控制更能解釋未來回報。

如果將這套報告壓縮為一個判斷，那就是：期中選舉可以製造波動，也可以改變部分政策約束，但它並不是一個獨立於經濟週期之外的投資邏輯。真正需要觀察的，是選舉之後財政、貿易和監管是否發生足夠大的變化，並進一步傳導至通膨、利率、增長和企業盈利。

在這個意義上，本文討論的對象已經不只是 2026 年美國期中選舉，而是一個更普遍的市場問題：當政治事件成為頭條時，投資者真正需要識別的，是事件本身，還是事件背後能夠改變基本面的傳導機制。

以下為原文內容（為便於閱讀理解，原內容有所整編）：

美國期中選舉往往是金融市場最容易被政治敘事吸引的時間點之一。

哪一黨會拿下眾議院？參議院會不會易手？如果出現分立政府，財政刺激是不是會減弱？監管又會不會突然轉向？

這些問題當然會影響政策，但 J.P. Morgan 在最新的《2026 Midterm Elections》中試圖強調另一件事：歷史上，投資者往往高估了「誰控制國會」對市場長期回報的解釋力。

這套報告依次討論了 2026 年選舉格局、不同國會組合下的政策變化，以及歷屆期中選舉前後美股的表現。最終落腳點卻不是政治，而是一個更傳統的資產定價框架——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經濟增長、就業、企業盈利和估值，通常比黨派組合更重要。

兩院都很接近，但市場真正關心的是政策能否改變

從選舉本身看，2026 年確實存在較大的國會重組空間。

J.P. Morgan 的統計顯示，截至 9 月 18 日，參議院由 53 名共和黨議員、45 名民主黨議員以及兩名與民主黨黨團共同投票的獨立議員組成，民主黨若要取得控制權需要淨增 4 席；眾議院多數優勢同樣很窄。

但這套報告沒有把「國會易手」直接等同於「市場邏輯反轉」。而是關注國會版圖變化以後，哪些政策會受到約束，哪些政策仍然可以繼續推進。

以財政為例，J.P. Morgan 認為，如果出現分立政府，進一步擴大財政赤字的空間可能受到更多限制；與此同時，2027 年政府停擺以及 2027 年末至 2028 年初的債務上限談判，可能重新成為市場風險點。相反，如果共和黨繼續控制國會，新的預算協調法案仍可能涉及國防、住房和醫療等領域。

這說明，選舉對市場的影響不是「哪一黨勝出→股市上漲或下跌」的簡單鏈條，而是要經過政策，再傳導到赤字、增長、通膨和利率。

財政可能受國會約束，但關稅和監管不完全取決於國會

這種區別在貿易政策上尤其明顯。

J.P. Morgan 指出，在分立政府情景下，總統仍擁有較大的行政權限，因此貿易政策不一定會隨著國會控制權變化而明顯收縮。報告提到，新一輪 Section 301 關稅以及 USMCA 相關討論已經重新進入政策視野；截至 9 月 18 日，美國消費品進口的實際平均關稅率約為 10.6%。

換句話說，國會變化可能明顯影響財政立法，卻未必同等程度地限制關稅政策。

監管則可能表現出更直接的政策差異。J.P. Morgan 在 AI 一欄中，將共和黨政策方向概括為更輕的監管、強調全球競爭力與國家安全；民主黨相關政策則更多強調消費者保護、勞動權益、隱私和虛假信息治理。需要強調的是，這裡描述的是 J.P. Morgan 對兩種政府配置下政策方向的歸納，並不意味著具體法規一定會按這一框架落地。

因此，從資產定價角度看，真正重要的不是政治標籤本身，而是這些政策差異最後是否足以改變企業成本、投資計劃、利潤率和宏觀通膨。

期中選舉年確實更弱，但「選舉導致下跌」並不成立

歷史數據看起來很容易讓人產生一種印象：期中選舉對美股不利。

J.P. Morgan 統計顯示，自 1937 年以來，標普 500 在期中選舉年的平均總回報為 9.2%，低於非期中選舉年的 13.3%；期中選舉年的平均實際波動率也更高。

但平均數掩蓋了一個關鍵問題：期中選舉年往往同時發生其他更重要的宏觀事件。

2018 年標普 500 全年總回報約為 -4.4%，2022 年約為 -18.1%。兩年恰好都是期中選舉年，但 J.P. Morgan 將市場壓力主要與當時的聯準會貨幣緊縮聯繫起來。2002 年同樣是表現較差的期中選舉年，當時市場仍在消化互聯網泡沫破裂。

所以，把這些年份簡單歸納成「因為期中選舉，所以股市表現不好」，實際上混淆了相關性和因果關係。

這也是 J.P. Morgan 整套報告反覆強調的一點：理解歷史市場回報時，經濟環境通常比政治環境更有解釋力。

真正明顯的季節性，是前三季度偏弱、四季度回升

如果一定要從歷史中尋找期中選舉年的共同特徵，更清晰的規律反而出現在年內節奏上。

J.P. Morgan 對 1982—2022 年期中選舉週期的統計顯示，標普 500 在期中選舉年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季度平均價格回報分別約為 -0.5%、-0.6% 和 -0.1%，第四季度則升至 +6.6%。其對選舉日前後 100 個交易日的統計還顯示，歷史上的市場改善往往不是從投票結束當天才開始，而是在選舉日前不到一個月就已經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