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ne Street 是何方神聖？

原文作者：一隻魚CoolFish

一家3000人的公司，比花旗、美國銀行賺得更多。它不做廣告、沒有CEO、不簽競業協議。它的名字很少出現在新聞裡，直到它出現在被告席上。

2月24日，Terraform 清算方起訴Todd Snyder 起訴高頻交易巨頭Jane Street。指控其利用內幕資訊進行交易，非法獲利並最終加速了 Do Kwon 加密帝國的崩潰。

儘管Jane Street 否認了該指控，並稱其毫無根據。但市場的目光已經開始投向這家公司。同一時間，推特上流出一張Jane Street實習生招聘資訊。

截圖顯示，該公司正在招量化交易實習生，合同期4個月，基本工資30萬美元。關鍵是不要求你具備金融背景或程式設計經驗，只問一件事：你會解題嗎？

看到薪資和要求的第一眼著實驚訝。這家公司究竟是誰？量化實習生薪資就是這麼高嗎？它靠什麼賺這麼多錢？在全球金融市場裡它又扮演著什麼角色？

這些問題，值得認真回答。

因為當你撥開層層低調，真正了解這家公司之後，你會意識到一件事：Jane Street 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關於資訊、速度、規則邊界的極端實驗。

它的名字很少出現在新聞裡，直到它出現在被告席上。

一間沒有窗戶的小屋和四個賭徒

1999年，紐約。

三個從 Susquehanna International Group（SIG）離職的交易員，加上一個從 IBM 跳出來的程式設計師，租了一間沒有窗戶的小辦公室，開始做一門大多數人不屑一顧的生意：ADR 套利。

ADR，美國存託憑證，是在美國市場交易的外國公司股票憑證。其價格理論上應與在母國上市的原始股保持一致，但時區差、匯率波動、資訊延遲，會在兩者之間撕開微小的縫隙。Jane Street 的四位創始人——Tim Reynolds、Robert Granieri、Michael Jenkins 和 Marc Gerstein——就盯著這些縫隙，以演算法和速度換取利潤。

這門生意幾乎沒有什麼色彩：它沒有偉大的敘事，沒有顛覆行業的野心，只有對數字的極端敏感，和對執行的病態追求。

根據研究機構 Alphacution 的考證，這家公司最初可能以「Henry Capital」的名義註冊， 2000 年 8 月更名為 Jane Street 。對外，他們低調得近乎偏執。

這種偏執，似乎從一開始就是公司的基因。

四位創始人中，三人來自同一家公司，離職創業。 Susquehanna 甚至曾以"竊取專有資訊挖角核心人才"為由將Jane Street告上法庭——儘管這場官司最終不了了之。這種敏感性，或許深刻影響了 Jane Street 此後對待自身策略秘密的方式：沒有媒體採訪，沒有行業大會演講，沒有任何不必要的曝光。

他們就在那間沒有窗戶的小屋裡，安靜地解題。

ETF：改變一切的那個押注

進入21世紀初，Jane Street 做出了一個決定，這個決定日後被證明改變了一切：把主要精力押注在當時還是小眾品種的 ETF 上。

ETF(交易所交易基金)，在2000年代初還是相對邊緣的產品。流動性薄，參與者少，大型機構覺得進出不便，基本上避而遠之。但正是這種「無人問津」，讓它成了 Jane Street 理想的狩獵場。

做市商是這場遊戲的核心邏輯。做市商同時掛出買價（bid）和賣價（ask），隨時準備與任何對手方成交，從買賣價差中賺取收益。聽起來簡單，做起來需要在毫秒級別對資產準確定價，管理龐大庫存風險，同時在全球市場上保持持續運作。

Jane Street 用演算法做到了這件事，而且做得即快、又準。

隨後發生的，是歷史上經典的「選對賽道」故事之一。

ETF 在接下來二十年間，經歷了爆炸式增長。從幾千億美元到十幾萬億美元的規模，機構、散戶、養老金爭相湧入。而 Jane Street，已經是這個市場最不可或缺的基礎設施之一。

3000人，幹掉了花旗和美國銀行

有一組數字，可以讓你直觀感受 Jane Street 的賺錢能力

2024年，Jane Street 淨交易收入：205億美元。

同年，花旗集團交易部門淨收入：198億美元。美國銀行交易部門：188億美元。

Jane Street 贏了，以7億美元的差距，超過花旗；以17億美元的差距，超過美國銀行。

據網上數據顯示，花旗銀行全球員工約22萬人。美國銀行全球員工約21萬人，而Jane Street員工超3000人。

這是一種近乎變態的效率。

來源：MSTIMES

而到2025年，數據更加驚人，據彭博社等報導，Jane Street 2025年Q2淨交易收入 $101億 超越華爾街所有主要大型銀，2025年前三季度總收入 $240億 超過2024年全年總量......

把這些數字放在行業座標裡對比：Citadel Securities 2024年交易收入約97億美元，Virtu Financial 約29億美元，Flow Traders 約5億美元。Jane Street 與競爭對手之間，有至少兩倍的差距。

規模數字之外，還有一些市場佔有率數據，可以幫你理解這家公司究竟滲透進了多深：

2024年，Jane Street 在美國上市ETF一級市場佔24%的份額，佔債券ETF交易量的41%，在歐洲ETF二級市場佔17%。月均股票交易量高達2萬億美元，在美國期權市場佔Options Clearing Corporation所有成交量的約8%，在北美股票交易中佔比超10%。

換句話說：你、你的基金、你的養老金，每一次買賣ETF，對手方有相當大的概率是 Jane Street。而你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

OCaml、謎題和那台真實的戰爭機器

Jane Street 的總部在紐約曼哈頓金融區 250 Vesey Street。辦公室裡，陳列著一台真正的二戰時期 Enigma 加密機——納粹德國用來加密通訊的那種。

這台機器不是裝飾，它是一種宣言。

這家公司喜歡加密，喜歡謎題，喜歡用少數人才能解讀的語言建構自己的世界。

Jane Street 核心交易系統的程式設計語言是 OCaml。

OCaml 是一種函數式程式設計語言，以強類型系統和邏輯嚴謹性著稱，但在金融行業幾乎沒有其他公司在用。截至2023年，Jane Street 的 OCaml 程式碼庫超過2500萬行——《金融時報》指出，這大約是大型強子對撞機程式碼量的一半。

這個選擇看起來怪異，但有深刻的工程邏輯：金融交易系統裡，一行程式碼的 bug 可能造成數億美元損失。OCaml 的類型系統在編譯階段就強迫消除大量潛在錯誤，比 C++ 更難寫出執行時崩潰的程式碼。

副作用是：在 Jane Street 工作過的工程師，往往因為精通 OCaml 而難以被其他公司「消化」。據獵頭描述：「人們留在 Jane Street，是因為他們熱愛那裡，但也因為沒有人會用OCaml技能把你撬走。」

這形成了一種意想不到的護城河：技術棧綁定了人才。

值得一提的是，Jane Street 沒有 CEO。

沒有層級分明的官僚機構，沒有管理層級，沒有「Vice President」「Managing Director」這類金融行業爛熟於心的頭銜體系。

《金融時報》這樣描述它：「一個極其賺錢的無政府主義公社。」

公司由30至40名資深員工共同決策，透過管理委員會和風險委員會運作。這40個人持有公司約240億美元的股權，他們運營各個交易台和業務部門，但他們不叫「總裁」，他們只是——所有者。

所有員工的薪酬與公司整體利潤掛鉤，不與個人交易績效掛鉤。這意味著沒有人會為了自己的獎金做超出限度的冒險，因為輸了是大家共同承擔，贏了是大家共同分享。

2024年，Jane Street 向全體約3000名員工支付了 140 萬美元的平均薪酬。

那張Jane Street實習生招聘截圖，並不是行銷噱頭，而是 Jane Street 一貫的自我認知：他們要找的不是金融專家，而是「喜歡解決有趣問題的人」。

“面試過程出了名的難”。候選人需要在壓力下解答機率題、賽局理論題、期望值計算，考察的是底層的邏輯能力，而非行業知識。據公司自述，只有「極小比例」的申請者會被邀請進入面試環節。

公司不使用競業禁止協議（non-compete）——在這個對離職員工簽競業協議已近乎標配的金融行業，這是極罕見的例外。Jane Street 相信：自己的競爭優勢不是某個演算法，而是整個系統的文化和能力密度，那是無法輕易被複製的。

一位資深對沖基金量化分析師指出，Jane Street是交易員的天地，而Citadel Securities更適合量化分析師和開發人員。“Jane Street以交易員為導向，Citadel Securities則更系統化，”他解釋道，“交易員更善於社交，這正是Jane Street氛圍輕鬆且盛行撲克文化的緣由。”

而SBF傳記《Going Infinite》作者Michael Lewis回憶到，SBF 還在Jane Street時，其交易大廳保留著一套「聲音系統」：不同的提示音對應不同的交易狀態。有《辛普森一家》裡荷馬的「D'oh！」，有《馬里奧》的1-Up音效，甚至有1998年策略遊戲《星海爭霸》裡那句著名的「You must construct additional pylons.」

噪音無所不在。甚至有人認為自己通話的交易員正在玩電子遊戲，因為噪音實在太大。

這種輕鬆而刻意怪異的氛圍，是他們在全力運轉的同時，刻意維繫的一種文化標記。

SBF與2016大選夜：從史上最賺到史上最虧

2014年，一個從 MIT 畢業的年輕人加入了 Jane Street，第一年薪水 30 萬美元。

他叫 Sam Bankman-Fried，人稱 SBF。

他後來建立了 FTX，又親手摧毀了它，被判25年有期徒刑。但在那之前，他在 Jane Street 的三年，留下了這家公司歷史上最戲劇性的一夜。

初次面試時，SBF並未被問及“暑假做了什麼”這類常規問題，而是遭遇了一連串遊戲考驗——實為賭博遊戲。他需快速解答數學題或機率問題，例如“擲兩顆六面骰子，至少擲出一個三點的機率是多少？”或“用兩顆骰子擲出兩個三點的機率是多少？”這類問題對SBF而言輕而易舉，他因此如魚得水。

隨著問題日益複雜且節奏加快，他的表現愈發出色。他“立刻意識到遊戲的關鍵在於對離奇情境的預期價值做出快速判斷並付諸行動”。他明白對方“在測試他應對混亂情境的判斷力與執行力——而非糾結於那些他無法知曉答案的問題”。

這種博弈模式在檢驗未來交易員的潛質。但真正的回報在於將這些技能應用於實戰。而實戰在2年後來了。

在2016年總統大選期間，簡街公司的交易員們認為，如果唐納德·川普當選，全球股市將暴跌。據Lewis透露，為在競爭中佔據優勢，Jane Street讓SBF負責一個項目，旨在設計一套能夠預測選舉結果的系統。

他們的目標：比 CNN 更早知道大選結果，然後比所有人更快交易。

SBF 安排不同交易員分別負責各州的投票數據分析。系統運轉效果驚人——Jane Street 在多個關鍵州，比 CNN 早了數分鐘甚至數小時預判結果。

選舉夜，系統在凌晨前不久發出了訊號：佛羅里達州投票數據嚴重傾向川普，其勝選機率從5%跳升至60%。

"我們甚至有時間崩潰，覺得肯定有個數字打錯了，確認沒有，然後說：去他媽的，賣。"——SBF後來告訴傳記作者Michael Lewis

據Lewis在書中記,Jane Street 做空標普500指數，持倉高達數十億美元，同時做空全球多個國家的股票市場，押注川普當選後市場崩盤。

到SBF去睡覺時，帳面浮盈3億美元。這是公司有史以來單筆最大盈利。

三個小時後，他回到交易台，發現世界已經變了。

市場消化了川普的勝選，然後……開始漲。

美國市場不跌反漲——因為川普被許多人視為親商的候選人。

Jane Street 的空單，就是在這個上漲裡被軋空的。

"那個曾經是Jane Street有史以來最大單筆盈利的交易，變成了有史以來最大的單筆虧損——虧損3億美元。"——SBF

從 +3億 到 -3億，一夜之間，淨變動6億美元。

Jane Street 沒有懲罰 SBF。他們選擇了另一種評價方式：SBF 設計的預測系統是準確的，他的模型沒有錯，錯的是對市場反應方向的判斷，而那不是純粹的數學問題。據說，他甚至因為預測機器本身的精準，而受到了內部的讚揚。

憑藉卓越的交易業績，簡街公司首年支付SBF30萬美元薪酬，次年增至60萬美元，第三年更授予100萬美元獎金。據估算，若他持續保持此等表現，十年後年薪將達7500萬美元。

但他選擇了離開，去建立 Alameda Research 和 FTX——

然後以另一種方式，再次創造了歷史。

Jane Street 出走名單

FTX 崩盤後，人們驚訝地發現 Jane Street 的校友網路幾乎主導了整個事件的核心人物名單：

SBF 本人（Jane Street交易員，2014-2017）。Caroline Ellison（Alameda CEO，SBF前女友，曾任Jane Street交易員）。Gabe Bankman-Fried（SBF的弟弟，曾任Jane Street交易員，但時間很短且處境略顯尷尬)。Lily Zhang 和 Duncan Rheingans-Yoo（SBF前同事，後創辦 Modulo Capital，從 Alameda 獲得約4億美元投資，且總部設在 SBF 巴哈馬住所同一棟樓）。

這個圈子的密度，令人難以忽視。

Jane Street 培養了這個時代加密世界最重要的人，無論是哪種意義上的「重要」。

*部分原因是他的哥哥當時剛剛離職，並開始從 Jane Street 挖人，加入他自己創立的競爭性交易公司。知情人士稱，兄弟倆曾一度有很長一段時間幾乎不說話。

一個價值10億美元的秘密

這個故事，從一場官司開始，結果意外地點燃了另一場更大的危機。

2024年2月，Jane Street 的兩名交易員——Douglas Schadewald 和 Daniel Spottiswood——突然辭職，跳槽到了對沖基金巨頭 Millennium Management。

Jane Street 隨即在4月對兩人及 Millennium 提起訴訟，指控他們竊取了一套「極具價值」的專有交易策略。

這套策略的核心是什麼？法庭上一個不經意的細節讓所有人意識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