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管已經逐漸將注意力轉向了DeFi的世界，在過去一年中經歷爆發增長並嚐到紅利的參與者們，在之後的投資中或許應該加入監管因素的考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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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前端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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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KYC身份驗證：

為了適應監管環境，為機構打開DeFi的大門，AAVE即將上線專門面向機構DeFi平台AAVE ARC，提供私人資金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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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 即將“去美國化”?

越來越多的頭部DeFi項目都在提前申明，並主動應對著逐漸收緊的政策，而監管的細則也圍繞著“納稅、KYC、反洗錢”等步驟開始施壓，衡量是否涉及非法金融活動或威脅到貨幣主權。在西半球，來自美國的管控之風更加強烈，甚至有人戲稱這次DeFi要徹底“去美國化”。

8月7日，美國證券行業最高機構——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 指控兩名佛羅裡達的男子使用智能合約和“所謂的DeFi”技術，未經註冊銷售超3,000萬美元的證券。這裡的證券指的便是代幣，購買後具有投票和收益的權益，而指控的重點是“未經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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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Gary Gensler

視野範圍擴大，近期美國參議院投票的基礎建設法案掀起了更大的波瀾。這部法案看似和加密貨幣沒有什麼聯繫，但是有兩項旨在解決加密貨幣交易報告和納稅的修正案直接影響到DeFi參與者。

法案希望增加對“Broker經紀人”的稅收，但這裡的“經紀人”的定義十分模糊，暗指加密貨幣的參與者（礦工、LPs、開發者等）需要向美國IRS國稅局報告自己每一筆交易。這在當下顯然是不可能的，尤其DeFi的參與者，交易本身雖然可追溯，但並不知道是背後誰在交易。

Coinbase CEO Brian Armstrong應聲連發數十條Twitter，號召大家反對該法案，認為DeFi的參與者不應該被納入“Broker經紀人”的範圍，也不應該承擔主動報稅的義務。智能合約只是自動運行在區塊鏈上的程序，而不是公司，當然這十分不利於民主化金融。

他也同時轉推馬斯克的言論：“沒有必要由一個法案來決定加密貨幣技術的贏家和輸家。”

類似於“DeFi參與者到底被歸類於哪一類角色”，或“舊的監管方式究竟對創新技術適不適用”的問題被不斷拋出。多數DeFi的支持者認為監管的應該是新技術的目的，而不是這項技術本身。在8月初，Galaxy Digital CEO Mike Novogratz就曾批評過美國政界人士和監管機構在製定法律法規之前，並沒有做好加密貨幣方面的功課。

但金融安全、防範非法金融風險永遠是創新面前的鴻溝。國際反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FATF 在2021年3月的工作草案中，就更新了對DeFi的定義：

判斷一個組織是否為虛擬資產服務提供商（VASP）需要從它產品的全生命週期去考慮，如果一個組織提供虛擬資產服務，那麼即使此項服務未來可以脫離該組織獨立運行，該組織仍然屬於虛擬資產服務提供商，則需要接受監管。

與之前SEC主席Gary Gensler的言論類似，這裡的“虛擬資產服務” 可以理解為鏈上的智能合約，根據草案的內容，即使智能合約能夠脫離組織，背後的工程師們全部匿名，也需要接受監管，保護金融系統安全反洗錢。更極端的情況是任何一個使用DeFi協議，進行交易的用戶都需要KYC身份驗證。

與美國相反，新加坡反而成為了勇敢擁抱變化的國家。 8月5日，新加坡金融監管局（MAS）表示目前已收到170份支付類加密貨幣牌照申請，並且對89家申請的公司發出通知，若滿足MAS對持牌運營的要求，則會收到官方授予的許可證。

該舉措也讓新加坡有機會成為亞洲培植加密貨幣的第一寶地。從2017年以來，新加坡當局就對分佈式賬本的技術表示樂觀的態度，認為區塊鏈技術其實能夠提高跨境金融交易的結算效率。

近期來自CeFi的趨勢表明著更多的監管要求會逐漸滲透DeFi，從機構開始到普通個人，強制KYC或成為第一步。

對於這項從誕生之初就不被單一力量控制的加密技術，如何更好地配合監管機構在DeFi平台上執行現有的法規，同時不影響參與者的信心，是橫跨在其發展面前的最大難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