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 Vitalik Buterin

编译 | Odaily 星球日报（@OdailyChina）

译者| 叮当（@XiaMiPP）

编者按：以太坊创始人 Vitalik Buterin 昨天发布一篇名为《On idea-driven ideas》的文章，深入探讨了“理念驱动”与“数据驱动”两种思维方式在决策中的角色与平衡，回应了 Conjecture 的 Gabriel 对其 d/acc（防御性/去中心化/差异化加速）框架的批评。Gabriel 认为 Vitalik 的方法过于依赖去中心化等“意识形态”，而应更务实地面向人类整体价值。Vitalik 以国际象棋的“子力主义”与“形势主义”为喻，指出区块链和去中心化不仅是技术手段，更承载社区凝聚力与分工协作的功能。他承认意识形态可能干扰理性，但强调其在复杂决策和社区协作中的必要性，提出以数据驱动选择理念、用有限原则而非全面意识形态引导行动。

很久以前，在新冠疫情之前的那个世纪，我曾听经济学家 Anthony Lee Zhang 讲过一个有趣的区分——“理念驱动的想法”和“数据驱动的想法”。

所谓“理念驱动”，是先确立一个宏观的哲学框架——比如“市场是理性的”“权力集中是危险的”“历经时间检验的传统是智慧的”——然后通过逻辑推理，从中推导出更具体的结论。

而“数据驱动”则是从零假设出发，通过分析数据得出结论，并接受数据所导向的任何结果。潜台词很明确：数据驱动的想法，似乎更值得持有和推广。

上个月，Conjecture 的 Gabriel 批评我在处理 d/acc 问题时的方法。他认为，与其从某种“意识形态”出发，再努力让它与其他人类目标兼容，不如直接采取务实的立场，用中立的态度去寻找能最大化满足整个人类价值集合的策略。

Odaily 星球日报注：d/acc 全称为 defensive/decentralized/differential acceleration（防御性/去中心化/差异化加速）。它是一种技术发展哲学，主张在技术加速发展的同时，优先考虑防御性、去中心化和差异化的策略，以确保技术进步能够最大化人类整体利益，同时避免潜在的风险（如权力集中、技术滥用或社会不平等）。它可以被理解为对“加速主义”（主张无限制推动技术进步）的改良，强调有选择地加速对人类有益的技术，而非盲目追求速度。

这种观点并不罕见。但这也引出了一个问题：那些被称为“意识形态”“原则”“凝结的目标”或“一致的指导思想”的东西，在个人思考中到底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它们的局限又在哪里？

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 世界太复杂，不可能对每个决策都从零开始推导。为了高效，我们必须借助并复用某些中间结论。
• 意识形态不仅是个人认知的工具，更是一种社会建构。社区需要凝聚力，如果不能依托共同理念或叙事，往往就会围绕某个人或小团体——而这可能带来更糟糕的后果。
• 鼓励不同的人追求不同具体目标，有助于形成分工与协作。
• 意识形态在现实中往往是手段与目的的混合体，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点。
• 意识形态确实会以多种方式干扰理性思考，这是真实且严重的问题。
• 良好的决策需要在“理念驱动”和“务实模式”之间找到平衡，并建立机制在必要时调整理念。

在复杂情境中的决策，总有“结构”

假设你想提升自己的国际象棋水平。棋界有一条常见的经验法则：后的价值约等于九个兵，车等于五个兵，象或马等于三个兵。

因此，用“一车加一兵”换掉“一象和一马”是合理的，但单用“一车”换“一马”则明显不划算。

这个规则能引申出不少战术思路。例如，你可以寻找机会用马“叉”住对方两枚高价值棋子——可能是两个车，或一个车和一个后。这样，对手不得不选择让你的马吃掉其中一个强子，然后再用其他棋子吃掉你的马（较弱的棋子）进行交换。

白方走棋。马跳至 f 7 是一步好棋，但你必须先知道“马=3 兵，车=5 兵”的规则，才能快速判断其价值。

这里，“后=9 兵，车=5 兵，马/象=3 兵”的规则，实质上是一个战术灵感的生成器，能帮你从更有效的起点出发，而非盲目搜索。

如果把这个规则视作一种“意识形态”，鉴于棋子在国际象棋中被称为“子力”（material），我们可以称其为“子力主义”（materialism）。

当然，也有人部分或完全不认同“子力主义”。很多时候，牺牲子力是值得的，比如为了暴露对方王或抢占棋盘中心。子力价值也会因局面不同而变化。在残局中，我发现单马通常比单象更有用，而双象则往往强于双马。如果棋手专注于这些局面特征制定战术，他可能称自己为“形势主义者”（positionist）。

子力主义者和形势主义者在某些局面上可能产生分歧，比如是否用两个兵换一个象：

吃 h3，还是不吃？这是个问题。

理想的棋手或许能结合子力主义与形势主义思路，依据局势灵活切换，这有点类似黑格尔式综合。

但真正做到这一点，需要一套明确判断标准——何时优先考虑子力因素，何时聚焦形势因素，而这套判断本身，也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

原则在社会协作中的价值

在现代社会，要想采取有效的行动，往往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成百上千、甚至上百万人同时朝着同一个目标行动。有些事情可以通过金钱（或物理强制力）来推动，但这毕竟有限；我们做的很多事，其实更依赖于内在动机和社会动机，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在我关于“多元性（Plurality）”的文章中，我提到过，社区在这方面主要有三种协作方式：

围绕任务进行协作是极具力量的。如果你能让大量的人相信“登月”非常有价值，那么一旦他们开始行动，就会投入大量的努力、创造力和精力去实现这一目标。以太坊在 2022 年从“工作量证明”切换到“权益证明”的合并（The Merge），对很多社区成员来说就是这样一个任务型协作的例子。

但任务是一次性的，你并不希望在任务完成后积累的社会资本随之消散。原则和领导者的力量就在于，它们能不断产生新的任务：旧任务结束时，可以继续指向新的、有价值的工作。

围绕领导者进行协作有一个众所周知的风险：领导者是脆弱的。历史上有无数例子表明，领导者可能会失去理智，或者在更温和但同样影响深远的情况下，优先级和价值观发生漂移。这不仅适用于单个人的领导，也适用于由一群人担任领导的情况。

围绕原则进行协作——尤其是那些非结果导向（非功利主义）的原则——可能更加稳健。

（精心选择的）原则有一个关键特性，我称之为“银河脑抗性（galaxy brain resistance）”。功利主义的弱点在于，它容易被领导者用各种聪明的论证绕过去——他们可能声称，几乎任何他们选择的行动，都能因为某些复杂的“四维棋”式的二阶推理而带来最优结果。而原则的作用，就是对这种倾向起到刹车的作用：“不管你的理由多么巧妙，有些事我们就是不会做，因为有一套清晰且易于理解的底线在那儿。”

从这个角度看，意识形态的一个主要缺陷——它有时显得“笨”——反而可能成为一种优势。

另一种重要的协作形式是内部协作，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动机”。

我发现，人际协作中的一些洞见，其实可以类比到一个人内心的不同“子代理”（sub-agents）之间——这些子代理可能有不同的视角和目标。如果在内心中有一个清晰且一致的原则或目标，不仅能让你在工作中更有动力，还能防止你偏离轨道，并自我合理化地去做一些错误的事情。

将目标固化为一种专业分工

在组织中，如果不同的人分属于不同的子部门、各自承担特定使命，那么让他们拥有不同的目标反而是有益的。

一家公司有市场部，也有软件开发部，还有许多其他部门。你并不希望市场部的人思想过于发散、整天琢磨各种让公司成功的途径；你希望他们把精力集中在市场营销上。

这似乎又偏离了纯粹的功利主义，但严格的分工协作，正是让公司能够有序且稳定地完成任务的关键。

我认为，人类文明这个宏大项目其实也有类似的特性——我们希望不同的人能够内化、专注于不同的文明子目标。

其中有一个细微但常被低估的原因：它让绩效变得可衡量。

如果一个行动者的目标是“做所有有用的事”，那么无论是他自己进行自我改进，还是外部对其进行问责，都很难判断他到底表现好还是差。

但如果目标更加具体和狭窄，就能更清楚地评估其完成得如何、有哪些地方可以改进。

这种好处可能非常显著——有时甚至足以抵消不同目标的行动者之间可能出现的一些协作失误。

意识形态既是手段也是目标的混合体

到目前为止，我主要把意识形态看作一种手段：它们是一系列关于如何实现某些普遍认可目标的行动主张。

而在 Gabriel 的文章里，意识形态更多是关于目标本身，即应该首先聚焦哪些目标。

实际上，意识形态总是这两者的复杂而混乱的结合。

那么，既然意识形态也涉及目标，我该如何将这一点纳入之前的论述呢？

这里我稍作“偷懒”式的回答：我认为，那些我们足够具体化、以至于能形成意识形态或写成文字的目标，实际上本质上也是一种手段。

为什么这么说呢？不妨设想一个非常重视自由的人。起初，他可能会说，他珍视自由是因为自由能够带来更高效的经济和更稳健的社会。

但假如你告诉他，有一种方式能实现非常高效且稳健的经济社会——却几乎不依赖自由。比如，你设计了一台先进的计算机来管理经济，告诉每个人该去哪里工作，而社会的稳健则依赖每个月举行的民主投票机制，用来调整或完全替换这台计算机的参数。

这位自由主义者听到这个设想，心里非常不安，他清楚如果这方案被实施，自己马上就会开始筹划反抗。

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固化的价值观”其实是一种策略或预测，而真正的终极目标（他们所追求的“胜利条件”）是非常复杂且难以解读的，藏在我们每个人脑中的一堆条件和偏好。

当这位自由主义者听到这个高效且稳健却不自由的社会方案时，他意识到效率和稳健就像国际象棋中的“子力”一样——是赢得比赛的重要部分，但绝非全部。

意识形态的潜在负面影响

气候变化激进支持者常说，他们支持“去增长”政策，因为这是避免地球过热的唯一途径。

但如果你提出用太阳能（或者更极端的太阳地球工程）来避免地球过热，而不影响物质财富或资本主义，他们总能热情洋溢地想出各种理由，说明这些方案不可行或会带来太多“意想不到的后果”。

加密货币爱好者常说，他们希望改善全球金融的可访问性，建立可信的产权，并用区块链解决各种社会问题。

但如果你展示一种完全不依赖区块链却能解决同样问题的方法，他们同样会热情地找各种理由否定你的方案，可能因为它“过于集中”或“缺乏足够的激励机制”。

这两个例子在某种程度上类似我之前提到的自由主义者，但又不完全相同。

把自由作为终极目标本身是合理的（前提是自由不是你唯一的价值观），毕竟自由作为目标，是经过数百万年进化深深植入人类基因里的。

但把废除资本主义，或大规模采用区块链，视为同样的终极目标，就不那么合理了。

我认为，这基本就是我们必须警惕的失败模式：把某个东西拔高为终极目标，而它本身并非如此，结果反而严重损害了我们真正想要达成的底层目标。

“但我手中还有更多、更强的棋子，所以即使被将死了，精神上我才是真正的赢家。”

我如何调和这两种观点

在前面几节中，我指出了你可能称之为“意识形态”、“原则”或“以理念为驱动的思想”的两种积极用途：

1. 作为“部门”的理念驱动思考与行动。就像一家公司有专门的市场部门一样，社会也有理由设立专门负责保护环境的“部门”；同理，棋手也应该有专门的思考流程，来回答“哪种策略能帮助我吃掉对手的棋子，同时保住自己的？”这样的问题。
2. 作为协调工具的原则。与其围绕某个领袖或精英集结，围绕一个理念集结更具韧性，更不易失败或被操控。

社会运动通常包含这两者。外部，他们努力捍卫某项原则，减少社会对精英的过度依赖；内部，他们专注深耕特定主题，从而催生有价值的理念和改善世界的策略。比如，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捍卫社会自由，同时发明预测市场、完善拥堵定价等有益想法；环保主义者通过政治倡导防止环境不可逆损害，同时推动清洁能源和合成肉类等技术创新。

我看到的两种失败模式

第一，某些工具性的目标过度固化，被极端追求，反而颠覆了最初的根本目标。

第二，围绕无限目标的协调容易滑向由一个精英阶层负责诠释目标的格局。

这就是 Balaji Srinivasan 所说的“民主实质上是民主党人的统治”，以及有效利他主义运动被批评从广泛促进高效慈善转向狭隘解决 AI 安全、只给自己圈子内人员拨款的现象。

我提出两个折衷方案，试图平衡这些利弊：

• 以数据驱动选择理念。保持一套能够产生假设的知识主题，然后用数据分析决定重点支持哪些，忽略哪些。Bryan Caplan 做得很好。他虽有强烈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但同样重视实证严谨性，因而他支持的核心议题（如更开放的移民、减少教育、放松住房管制）有充分的论据支撑。尽管他信奉的自由主义也让他相信我不同意的许多观点，他很少推动那些缺乏大量数据支持的观点。你依然可以不同意他的极端观点，但在我看来，他在极端者中反而更理性，所以我认为他的方法确实有可取之处。
• 原则，而非意识形态。这两个词的微妙区别在于，原则通常是有限制性的，而意识形态往往是全面性的。原则给你一套该做或不该做的事情，然后止步；意识形态则没有界限，你可以无限追随。这只是个大致划分，但我认为意义重大。把社会协调功能聚焦于“避免偏离轨道”的原则，能让一个运动（或个人）在常规情况下从更务实的思考中获益，同时保持相当的稳健性。

世界和我们（个体及集体）心智的复杂性和内部结构性意味着，直接“理性权衡所有价值，做出数据驱动的最佳选择”在实践中往往会以各种方式失败。同时，过分依赖某种结构也会崩溃，有时甚至更糟。只有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才最有可能获得更多好处，同时尽量减少双方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