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塔林·克里斯滕森（Taryn Christiansen）, DoraHacks
摘要：本文探讨了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的未来。在考虑了关于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是否有益的各种观点后，文章提出，如果工作（work）作为一项社会制度变得基本过时，就需要一种新的黑客范式，以提供“质性（qualitatively）丰富机会”，让人们能够行使其能动性（agency）。也就是说，由于工作在人类发展中起着根本性作用，需要其他机会来填补这一空缺。本文主张，开源生态系统（open source ecosystems）对于实现这一目标至关重要。文章接着认为，像谷歌和亚马逊这样的潜在 AI 垄断者，将缩小人们在瞬息万变的经济中找到有意义的工作的空间。
特别感谢 DoraHacks 创始人 Eric Zhang 提供的深刻讨论和支持。
Part 1
自动化的浪潮无疑正在到来。人类劳动将迅速贬值。人工智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并且，随着许多创新降低了成本，越来越多的企业将能够整合这一技术。随着生产模式、资本和供应链越来越多地实现自动化，生产力和效率将加速发展。
问题是，这是否是好事。答案五花八门。从末世论者如埃利泽·尤德科夫斯基（Eliezer Yudkowsky）和罗曼·扬波尔斯基（Roman Yampolskiy）等人认为，人工智能有潜力——并最终将——消灭人类物种。人类将远远不如未来的人工智能高效，因此，当通用人工智能（AGI）得以实现时，智能机器很容易得出结论：人类消耗太多，世界没有人类会更好。然后是怀疑论者，如马克斯·泰格马克（Max Tegmark），他认为应该暂停人工智能的发展，以便更好地将其与人类利益对齐。“只有当我们确信其影响将是积极的、其风险可控时，才应开发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再者，也有技术乐观主义者，如马克·安德森（Mark Andreessen）、萨姆·奥特曼（Sam Altman）和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他们主张人工智能将带来物质上的丰盈乌托邦。发展应该加速，监管者应当退让，未来将带来经济增长、生产力提高和生活水平的惊人提升。
在这里很难做出具体的预测。不同立场的人常常以某种“不可避免性”的口气宣扬他们的观点。安德森是乐观主义最著名的主张者之一，他坚信由快速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未来将是每一代人梦寐以求的那种未来。将会有具备无限同情心和耐心的人工智能导师，使教育更加普及和易获取；医疗行业将大幅提升，提供更好的预测并减少错误；机器人可以执行危险的工作，从而让人们追求自己的愿望。经济效益也将是巨大的。由于生产成本的降低，价格将更低，人们的钱将有更强的购买力，需求将增加，新的工作岗位将被创造，工资也将提高。他主张这一观点的主要论据是历史先例。每次有新技术革命到来时，社会总会从中获得净效益（net good）。十九世纪石油工业的形成之前，鲸鱼行业雇用了成千上万的工人。石油取代了这些工作，但也消除了依赖屠杀成千上万头鲸鱼来制造日常产品的需求。汽车威胁了许多行业，但当它成为普遍拥有的财产时，突然之间，需要更多的道路、桥梁和加油站来满足需求。虽然将会有自动化，人工智能将以良好的成果充斥世界，赋予经济前所未有的机会，让人们找到工作、积累财富，并利用人工智能所创造的价值。
然而，人工智能不同于以往的技术发展。人工智能是一种智能的进步和普及，而不仅仅是机械化的进步。库兹韦尔写道：“第一次工业革命扩展了我们身体的能力，第二次则扩展了我们思想的能力。”但是，一种新变量意味着结果的不同。人工智能能够学习、适应、生成、发现、反驳、怀疑、确认、设定目标，能够制定手段，也许有一天它会拥有意志并感知情感。它变得越来越具能动性（agentic）和自主性（autonomous），能够承担和完成通过它自身流程所生成的任务。如果它现在还没有具备能动性，那目标是让它达到这一点。仅仅基于先前经验得出的预测可能是一种范畴错误，容易导致误导和错误。当然，过去的技术形式与人工智能之间存在重叠，但它们之间有一个明确的区别，并且这种区别应该指导我们的预测。
另一方面，末世论者的观点并不具备很大的现实意义。那些通常潜藏在末世论者警告背后的“终结者”般的情景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尽管正如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最近在《乔·罗根播客》（The Joe Rogan Podcast）上所言，如果嵌入了错误的目标，也许像“太空奥德赛（Space Odyssey）”系列作品中的 HAL 9000 那样的情景是可能的。考虑到 DeepSeek 公司最近在降低计算成本方面的进展，该公司开发的 AI 模型已具有与美国最先进的模型竞争的水平，一场新的竞赛已经宣告开始，事情将会加速发展。美国副总统在人工智能行动峰会上的讲话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当前存在着一场争夺国际技术主导地位的竞争，这将塑造未来，发展速度的减缓等同于举白旗。因此，如果对安德森的主张有任何可行的反对意见，那也必须集中在如何引导技术发展，而非停止它。这应当为关于自动化的讨论提供启示：如何最好地引导自动化以避免不良结果？我们需要一种积极主动的方式。
Section 1.1
安德森对自动化的乐观态度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他过于确定新工作机会会得到足够的分配，供人们享受并加以利用。问题在于，经济正变得越来越依赖知识和信息。知识和信息的比重远远超过了体力劳动，而在市场上能够取得成功的人是那些拥有相关技能的人，这些技能需要通过教育和培训来获得。正如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其《 21 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书中所观察到的，这是一个普遍的经济趋势，“趋同（即减少和限制不平等）的主要动力是知识的传播和对培训与技能的投资。”因此，随着经济日益依赖知识，那些没有相关技能或安全保障的失业工人将处于严重的不利地位。而那些拥有相关知识、技能和信息的人则更有优势，能够投资资本并增加财富。例如，即便经济增长和生产成本降低，那些没有技能的人将看到工资停滞不前。但是，假设由于生产成本降低，消费者的购买力增强，需求可能会上升，如果供应无法迅速满足这一需求，价格可能会随之上涨，从而引发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关键在于，经济和生产力增长可能无法自然应对的变量和情境。正如皮凯蒂所说，“没有自然、自发的过程能够防止不稳定、不平等的力量永久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必须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来避开那些可能会导致漂浮在经济表面上的大量船只沉没的尖锐岩石。
在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的《工作的终结》（The End of Work）一书中，他采用了更加严峻的语气：“（下一个）工业革命正迫使全球经济面临空前的危机，数百万人因技术创新失业，全球购买力急剧下降。”而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k Brynjolfsson）和安德鲁·麦卡菲（Andre McAfee）在《第二次机器时代》（The Second Machine Age）一书中提供了充分的理由，认为里夫金的观点具有一定的道理。他们认为，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回报（bounty）——即通过较少的投入产生更多的产出，使商品更加便宜、更加易得，从而改善人们生活——并没有通过财富、收入和资本的分配，使每个人都被惠及而受益。换句话说，“科技进步的浪潮可能并不会使所有船只都得以提升。”例如，在上文提到的技能差距上，“自 1970 年代中期以来，拥有研究生学位的人的工资上涨了约 25% ，而高中辍学者的平均工资则下降了 30% 。”尽管自 20 世纪中期以来，美国 GDP 和经济生产力呈现“令人印象深刻的轨迹”，但该国的中位数收入却在下降，表明少数人正在获得好处，而大多数人却错失了机会：自里根时代以来，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布鲁金斯学会的这篇文章也支持这一观点。
然而，也许这些观点的实际含义被错误的同情心所误导。尽管不平等的确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应该被视为最主要的关注变量。再次强调，技术创新使商品变得异常便宜，使人们的生活更加轻松、生活水平更高，并且通过提供更多商品、服务、信息和知识的可获取性，来满足人们的需求和愿望，从而让日常生活更便利。尽管财富分配可能存在不平等，但其整体增长使每个人都变得更好。而且，随着财富的进一步增长，这一趋势将持续。曾经只有富人能够负担得起的东西，如今大多数人都可以买得起。比如 iPhone，它能提供比所有现存图书馆更多的信息，而历史上，只有最富有的人才能使用后者，而几乎任何人都能购买前者。欧洲最大的图书馆是 1481 年的梵蒂冈图书馆，馆内估计有三千五百本书籍和文献。ChatGPT 估计，如果将网上的信息转化为书籍大小的量，将约合 467 千万亿本书。看看农业的发展。当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 1980 年写《选择的自由》（Free to Choose）时，他写道，在《独立宣言》被签署的时代，“每 20 个工人中就需要有 19 个（从事农业劳动），以养活这个国家的居民，以及提供生产盈余以供出口，来交换外国商品。如今，只需要每 20 个工人中的不到 1 个工人，就能养活 2.2 亿美国居民，并提供生产盈余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食品出口国。”
彼得·蒂尔（Peter Theil）常常宣称，问题是技术创新停滞，而不是与福利项目或分配模式相关的道德失败。科学和技术需要突破，以转变行业并提高生活标准。人工智能的智能革命，理应能够实现这一潜力。因此，也许最好是直接放手不管。专注于特定分配模式的公平或正义，就像尼采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坏良心（bad-conscience）”——以被认为的集体利益为代价而追求个人利益时所体验到的罪疚感，但实际上，这种感受只会阻碍进步，而非推动它。真正和最好的目标，可以说是努力创新并创造推动历史发展的价值，这就像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看不见的手”的隐喻一样，自然地调和了人们的自利。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说，“对于促使个人之间合作，进而使得每个个人都可以从合作中受益的状态而言，没有外部力量是必要的，没有对自由的侵犯是必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的，‘只关心自身利益’的个人会‘被一只隐形之手引导，以推动一种与他的意图无关的目标’。”
Section 1.2
关于经济增长是否足以改善长期的福祉和生活水平的问题，存在着高度争议。这个问题显然在这里无法解决。然而，提到这一点的目的是为了表明两种观点都具有正确性。个人在市场上追求自己的利益，像价格和工资这样的变量通过人们的自愿交换达成平衡，已经带来了巨大的成果。但差距也随之产生。
自动化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忽视它并声称它是危言耸听是一个错误。在可能的人工智能颠覆之后，某种形式的平衡达成之前，过渡期可能是复杂的，并且可能造成不必要的痛苦，如果事先处理，这些痛苦本可以避免。革命性的新技术可能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例如，十五世纪的印刷术使人们摆脱了教会强加的信息控制，催生了科学文献涌现的浪潮，为文明提供了巨大的价值。但它也导致了激烈而血腥的宗教战争，因为它允许人们传播各种信息。因此，为了避免类似的结果，在实施任何能够重新安排和重组社会经济安排的技术时，采取主动的方式非常重要。
从这里出发，通常的推论是，监管措施是应对这些可能性最好的手段。但与其满足于监管，正如马克·安德森在拜登政府执政期间警告的那样，监管会导致人工智能垄断，本文将力图支持自由市场中的自愿交换，同时促进必要的社会合作，帮助人们适应并在一个越来越不依赖于人力资本的经济中发挥作用。
本文的担忧是人们失去行使自身能动性（agency）的机会，从而无法拥有对自己的生活的控制（control）感和影响（influence）感。如果大量的人失去参与工作的机会，将会出现一条鸿沟，阻挡人们在世界中通常实现自己潜力的方式。他们将不再有机会在关键的社会领域做出具有深远影响的生活选择，这些选择需要谨慎和远见。人们将失去测试自我、发现天性的倾向和兴趣、辨认自己重视的事物以及行使选择去追求它的机会。社会中培养毅力、动机和个人意志的主要机会将会丧失。如果工作将主要被自动化替代，那么需要一个新的机会媒介来取而代之。作为社会制度的工作需要进步，并保持人们成长和发展的途径。
20 世纪的自由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写道：“正如感觉需要可感知的对象来刺激它们，我们的观察、回忆和想象能力也不是自发工作的，而是由当前社会活动所设定的需求激发。”像教育和工作这样的社会环境提供了刺激特定能力和功能所需的活动媒介，这些能力和功能需要完成定义活动的任务。人们常常争论说，自动化将使人们摆脱繁琐和机械的工作束缚。他们将有更多时间寻找新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需求，并最终实现工作一直阻碍他们实现的目标。人们将有自由去实现自己的潜力。但这一切不会自发发生。需要有能激发实现真正自由、意义和目的的活动的环境。当一个人完全孤单地待在一个没有人阻碍其动作和倾向的房间里时，可以说他是自由的。这样的人可以随心所欲。但由于没有能够激发适当反应的情境，且没有成功与失败的可能性，也缺少需要合作和协调的场景，这些场景有助于培养社会和情感的能力，也没有必要发挥智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个房间里的人的成长会停止，反而会枯萎，无法实现自由。一个从天空自由下落、不被任何东西阻挡的人，他看似自由，其实并不自由，因为他注定会撞向地面。
正如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所写：“我自由了，因此我迷失。”哲学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则说：“人类被注定要自由。”
因此，当前的问题是，如何开辟一个人们能够自愿进入其中，并找到表达美好生活所需能力的机会的空间。此类机会，旨在行使人们的能动性，将被称为“质性丰富（qualitatively rich）机会”，而能够实现这些机会的环境则被称为“质性丰富环境”。
一个体现“质性丰富机会”的“质性丰富环境”是“开源生态系统”（open source ecosystems），它应当是人工智能发展的主要模式，它提供了以下框架：市场将为人们提供机会，让他们通过具有挑战性和刺激性的工作来行使自己的能动性，进而实现有意义的项目。人们将不得不学习新技能，克服障碍，但这一过程不仅是为了保持一个人们可以竞争、做出选择、发展能动性的市场，同时也促进人们生活中的目的和意义。如果经济要关上旧有工作形式的门，比如流水线和服务性工作，那么应该为人们提供更多有意义的工作机会。正如经济学家泰勒·科文（Tyler Cowen）在《莱克斯·弗莱德曼博客》（Lex Fridman podcast）中指出的那样，人们需要事情做。他们不想只是待在家里，正如 COVID 封锁所证明的那样。如果例行劳动和低技术劳动将被自动化，那么唯一的选择是确保存在“质性丰富机会”，以便人们能够利用并行使自己的能力，进行有意义的工作。
因此，应该在经济中引入一种新的范式。从佩卡·希曼宁（Pekka Himanen）的《黑客伦理》（The Hacker Ethic）一书中汲取灵感，人们应当从以工业为基础的工作范式转向一种“黑客范式”。在工业范式中，个体主要执行重复性的劳动任务，其目的仅仅是为了获取收入以维持生存。而黑客范式则以内在价值为核心，强调工作本身的趣味性、刺激性、创造性与游戏性，其特征是激情与游戏，而非“履行对工作的责任”或“为经济做出贡献”的社会义务，正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Capitalism and The Protestant Ethic）中所揭示的那样。黑客范式强调人类能动性及其实现价值的潜力，这种价值能提升人类。工业范式则在工人与他们与世界的积极参与之间产生疏离感：工人对他们所贡献的工作漠不关心；人们通常不喜欢甚至讨厌他们的工作。他们在那里是为了赚钱，而不是参与有意义的工作。正如希曼宁所写：“改革工作形式不仅是尊重工人的问题，更是尊重人类作为人类的问题。黑客不认同‘时间就是金钱’的格言，而认同‘这是我的生活’的格言。”正如埃里克·史蒂文·雷蒙德（Eric Steven Raymond）在《如何成为黑客》（How To Become A Hacker）中所说，黑客认为世界充满了奇妙的问题，并在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中找到了自由。他们寻找需要动机和热情的项目，并相信当其他人也有机会获得同样的自由时，世界将变得无限美好，这需要社会合作以及对信息的最大程度的开放获取——这也正是“开源”的重要意义所在。
为了凸显为何引入新范式对于应对人工智能的挑战至关重要，具有显著的历史意义，我们可以回到亚当·斯密的思想。随后，将进一步阐明“质性丰富环境”与“质性丰富机会”的概念，并将其应用于当下以专有技术（proprietary technology）为核心的人工智能垄断体系。届时可以看到，这些垄断将扼杀黑客范式的生成，因此是不可取的。
透过亚当·斯密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工业化在长期内极大地提升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但它也对从事重复性、机械性劳动的人产生了消极影响，因为这类劳动削弱了对人类认知能力的刺激，阻碍了其全面发展。劳动分工极大地加速了专业化的进程，却减少了个体接触那些能调动其高级心智能力的机会——而这些能力正是实现有意义、有目标、富有成就感的工作的基础。人工智能与自动化正成为一种转型催化剂，逐步替代工业时代的工作模式与生产逻辑，将人力资本曾承担的任务转交予智能机器完成。若人工智能真的是一种进步——即人类进步——那么它就应回应亚当·斯密关于劳动分工及其对人类生活影响的担忧。
Part 2
Section 2.1
亚当·斯密在 1776 年写下了《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受到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的影响，斯密希望理解社会背后的设计，以及社会的运作机制，类似于牛顿发现并使用采用机械论术语来公式化了解释宇宙的物理法则。那个时代的模型是将现象看作是像精密调校的手表一样有组织和有秩序的，所有部件和机械都在完美的和谐中协同工作，产生各种各样的效应和涌现现象。
在斯密生活的时代，第一次工业革命正在英格兰进行。城市扩张，曾经仅限于富人阶层的商品和服务变得更加廉价且易于获取，生活水平提高，基础设施得到了发展，表面上看，人们过上了前所未有的更好生活。斯密观察到社会的进步。由于大发现时代以及使欧洲人能够踏上新大陆的技术，欧洲人与那些似乎尚未经历欧洲所经历的历史进程、被欧洲人认为是“未开化”的民族接触，因此，欧洲大陆的风尚（ethos）是历史和文明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更为先进的阶段。科学探索和知识带来的创新提升了生产力和效率，从而使社会系统的组织更加复杂。斯密希望了解推动这一进程的因果机制。
斯密观察并认为劳动分工在社会经济中扮演了主要的，甚至是基础性的角色。随着社会组织的扩展，制造与生产过程逐渐细分为更为专业的任务，结果这些过程的产出大幅增加。在传统的行会框架中，工匠将一生投入到完整的手工业中，学习所需的所有方面并精通每一部分。这种行会框架逐渐被分工化的工厂模式所取代，后者在日益发展的城市中通过劳动分工的方式系统化生产。一个庞大的个体系统因此浮现，它需要极高的协调性，而劳动分工则将这一系统组织成一个复杂的机制，旨在调和人们的利益。
斯密还认为，劳动分工反映了人类本性中的某些更深层次的特征。人们涌向城市，赚取劳动报酬并享受更好的生活条件，因为斯密认为，人类天生具有进行交换（truck）、易货交易（barter）和贸易（exchange）的倾向。他写道：“交换、易货和将一种物品与另一种物品贸易的倾向是所有人类共有的，在其他任何动物种群中都无法找到。”像狼这样的动物自然地在等级化的群体中组织自己，刚孵化的小鸟倾向于飞行，而像树木这样的有机体则在密林中争夺阳光。与此不同，人类进行交换、易货和贸易，是因为他们有天生的倾向来改善自身状况。劳动分工推动了这一目标的实现。
然而，斯密认为，劳动分工是一种权衡——它也有代价。尽管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他们享受更好的条件，能够满足诸如食物、水和住所等消费需求，但劳动分工却将工人简化为机器中的齿轮。这些任务几乎不需要认知努力。一旦任务变得常规化，并转化为肌肉记忆后，便没有更多的障碍或问题需要克服。因此，斯密深切担忧这一过程将随着时间推移产生深远的负面认知效应。人们去上班，只要他们熟悉自己的任务，就不需要动脑；他们机械地行动。斯密直言不讳地写道：
“一个人一生都在执行少量简单的操作，并且这些操作的效果始终显而易见，他便无需发挥理解力，或利用自己的创造力去寻求解决从未出现的困难的方法。他自然会变得愚笨无知，几乎达到人类可能变得最愚笨和无知的地步。”
劳动分工提供的机会在质性上较为贫乏，无法使人们具备过上有意义和有目的生活的能力。借用另一位启蒙时期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术语，劳动分工未能尊重人类的尊严，而尊严要求针对并培养那些能够使人过上自主选择生活所必需的能力。拥有尊严意味着对个人生活拥有影响力（influence）和掌控力（efficacy）。
劳动分工创造了更多提高生活水平的机会，但它没有提供“质性丰富机会”，使人们能够整合他们的能力并实现全面的人生。大多数人可用的机会并未促使他们将创造性和生产力能力集中于那些能够扩展他们在世界中自由感的目标上。与行会制度相比，劳动分工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但这些机会也更浅薄，更缺乏产生掌控感的体验。但由于生活水平较高，人们正确地选择了将自己降级为齿轮的工作。但正如斯密所观察到的，提高生活水平不足以满足人类需求的全面范围。它没有让大多数个体能够发挥他们的更高能力。
斯密认为，必须进行改善。对人们而言，更多“质性丰富机会”是至关重要的，这些机会使他们能够过上更有意义和目的的生活，体现人类尊严，并为行使他们的能动性提供基础。劳动分工提供了物质自由的增益，但并未提供足够的机会以实现更内在的、主体驱动的自由。
这无疑是卡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重大批评之一。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人们与他们的劳动发生异化（alienation）。劳动的异化意味着人们与自己的活动脱离；即人在其自身和它的创造与生产能力之间产生了距离。在心理学家埃里克·弗洛姆（Eric Fromm）关于马克思的著作中，他写道：“对马克思而言，异化的过程表现在工作和劳动分工中。工作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积极联系，是创造新世界的过程，包括创造人类自身……但随着私有制和劳动分工的发展，劳动失去了作为人类力量表达的特性；劳动及其产品变成了与人类、与他的意志和计划分离的存在。”
人类通过他们所参与的活动以及在其中投入的内在力量和驱动力来理解和塑造自己的身份。通过创造和塑造世界及其环境，并将能量集中于外部项目和目标，一个人在世界中实现自我感。活动（Activity），而非被动的消费或任务，定义了马克思所说的人类本质。正如弗洛姆在其著作《拥有与存在》（To Have or To Be）中所指出的，通过“存在（being）”，而非“拥有（having）”，一个人才能体验到生活的意义和目的。通过“在爱中存在”，“以充满激情的方式存在”，“以积极行动的方式存在”，“以有希望的方式存在”，“有目的地存在”，以及“以有生产力地方式存在”，一个人才能过上充实的生活，而不必依赖“拥有”（爱、激情、积极性，等等）这些东西。劳动分工强调“拥有”，而其所涉及的许多工作和活动并未促使人们发展出“存在感”。正如德国诗人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所言，人类通过“将自己从可能性的黑夜转化为现实的白昼”来努力存在。人类通过外化他们内心的价值观和设想来追求成为自我，而这一过程通过活动得以实现。弗洛姆写道：“人类只有在生产性行为中才是活着的，只有在他通过表达自己特定的人类能力来把握外部世界，并且以这些能力来把握世界时……在这个生产性过程中，人类实现了自己的本质。”劳动分工减少了人类的能动性感，即人类以他们所珍视的、选择并在其上实践自身意志的有意义的方式，来主动影响和引导自己生活的能力。
通过创建“质性丰富环境”，黑客范式及其对开源的推动提供了多个“质性丰富机会”，从而推动了我们社会和政治结构的进步。它具有实现人类天性中更为积极的一面——人的能动感——的潜力，而不仅仅是其消极和消费的部分。这里的主要假设是，如果人工智能要发展并融入经济基础，它应当使人们的生活得到改善。更具体地说，如果自动化发生，其结果应当是改善人们的生活，而非对他们造成伤害。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途径是确保足够分配“质性丰富机会”，让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而开源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人工智能发展可能导致人们境况恶化以及抑制他们潜在机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存在使用专有模型来控制人工智能并主导其市场使用的垄断现象。黑客范式和开源则为避免这种结果提供了可能的解决方案。
Section 2.2
在理解垄断如何减少“质性丰富机会”之前，我们需要进一步弄清楚什么是“质性丰富机会”，以及它们激发并帮助发展哪些能力。在解释这类机会的性质及其意义之后，我们将探讨垄断是如何大幅削弱这些机会的可及性，以及这意味着什么。
“质性丰富机会”的理念源自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更具体地说，是由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和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进一步发展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要实现繁荣、过上充实而有尊严的生活，必须达成某些特定的功能（functions）或方式。他认为存在一种“人性（human nature）”，而这种人性包含基本的和更高层次的需求。无论历史和偶然条件如何变化，人类都具有一些根本特征。当然，这些特征是在历史情境中体现的，但在所有文化和文明中都可以观察到某些本质上的一致性。亚里士多德说：“善是万物所追求的目标。”所谓“善”，即是一种事物的适当功能。例如，眼睛的善是“看见”，种子的善是“长成一棵树”。实现某物的适当功能，就是实现其“繁荣”（flourish），也就是达到它所追求和努力趋向的状态。达到这样的状态，就是获得一种内在价值。
作为一个人去实现其功能，需要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如食物、水、住所和行动能力。但这些物品本身并不具有内在价值；它们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们使人能够运作以追求更进一步、更有内在价值的事物。如果一个人仅仅拥有这些基本的生存条件，我们可以说他“运作”着，但未必是“良好地运作”。要使一个人“良好地运作”，必须拥有其他内在价值更高的资源。人类需要教育与信息获取，以发展其认知能力；需要家庭和亲密关系，以发展社交技巧、个人身份认同和情感处理能力；还需要能够施展意志、探索兴趣、投入热情的追求，并培养目标感的渠道。一个良好的政治与社会安排，即我们应当追求的那种社会制度，应当为人们提供具体的机会，让他们得以实践这些需求，从而实现良好的人类运作状态。“质性丰富机会”即是指那些能够为人类发展内在有价值的能力（如做出知情决策的能力、制定值得追求的目标及其实现路径的能力，以及建立有意义、有影响力的人际关系的能力）提供基础的机会。像工作、教育、社区和艺术等社会制度，正是那些激发并促进实现这些目标所需能力的质性丰富环境。
质性丰富机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使人们具备发展“能动性”的能力。借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的概念，我们可以将“人类的能动性”理解为个体感受到自己对生活有控制和影响力的能力。更具体地说，质性丰富机会能够激发那些针对“自我效能”（self-efficacy）能力的行为。所谓“自我效能”，是指一个人在面对挑战和障碍时所拥有的自我信心感。当面对一个困难且新颖的任务时，高自我效能的人会评估自己有能力克服困难完成任务；他们会拥有坚持不懈、克服失败的动机；即使身处陌生与复杂情境中，他们也能维持良好的心理状态。质性丰富机会旨在发展那些能够提升自我效能以及应对具体情境所需的能力。通过这些机会，一个人得以锻炼其能动性、获取掌控力，从而扩展其自由感。而正如班杜拉（1994）所说：“一个人自我效能感越强，他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挑战越高，并且对这些目标的承诺也越坚定。”因此，通过增强自我效能，无论是在信念层面还是实践层面，个人将获得更高程度的自由，并过上更具质感、更丰富的人生。
工作在塑造个体身份和自我认同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为人们提供了探索不同职业路径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发现自己在人生中希望追求的目标。工作往往也是建立职业与个人关系、融入不同社会网络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是人们获取能力、攀登社会阶梯的媒介。工作这一领域还能帮助人们在多种环境和情境中培养动机、智力以及态度。换句话说，工作为人们提供了发展某些功能或生活方式的机会，而这些功能和生活方式正是实现美好生活所必不可少的。
例如，想象一个年轻人第一次进入劳动力市场。他尝试了几份工作。他发现自己不太喜欢零售业，因为需要持续与顾客打交道。他又尝试了送货服务，结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那种日复一日的重复性工作。最后，他在一个建筑工地找到了工作，并发现有些任务既有趣又具有挑战性。他喜欢动手工作的感觉，于是决定投身技工行业。这个人随后进入技校学习，建立起重要的人际关系，在新环境中受到挑战，被激发去提升技能、积累知识与经验，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面对和克服新的困难与障碍。毕业后，他抓住了一个机会——一位欣赏他职业精神的导师为他提供了许多关注和支持。之后，他在某家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并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足够的知识和自信，决定创办自己的公司，以实现这个目标。他开始建立客户关系，专注于能让自己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技能，并最终打造出一家成功的企业。
这听起来也许有些理想化，但却是一个既熟悉又现实的例子。它描绘了一种有目的的生活，这些目的是通过在环境和情境中发现的机会而形成的，这些环境和情境提供了能够产生能动感和自我价值感的体验。当然，要实现这样的人生画面，通常还需要一系列其他条件，例如成长于一个有支持的环境中，拥有探索个人兴趣所需的资源和时间等——但在美国，工作无疑是提供发展构成美好生活的关键功能的核心渠道。上文中的这个人通过学习新技能、克服挑战、做出关键选择来应对社会环境，最终实现了成功与成就。随着在专业领域的成长，他不断设立新的目标，并获得足够的自我效能感，相信自己能够实现这些目标。他发展出一整套完整的能力体系，最终也获得了尊严感。无论这个人过去或未来是否还拥有其他美好的人生经历，如果没有那些能够让他工作与成长的机会，他的人生质量将会大打折扣。
这里有一个真实的例子，不过这个人将保持匿名。在荷兰大学毕业后，他不想找一份“普通的工作”，于是开始前往其他国家旅行。他靠在 YouTube 上制作音乐赚了一些钱，住在各地的酒店和青年旅舍。但随着资金逐渐减少，孤独与疏离感开始加剧，他变得抑郁。他完全自由——可以去任何地方、看任何东西，做任何他想做的事——但他感到极度孤独。在亚洲的一家青年旅舍，他一个人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没有钱、没有女朋友、也没有工作，他想起了父亲曾对他说的话：“他小时候教过我：每当我感到沮丧或者不知道做什么时，就去找一座沙堆，拿把铲子，把沙子从院子的一边搬到另一边……干点体力活，做点辛苦的事——做点什么。我做创业项目时也一样。”于是，他开始学习编程，开发软件和应用程序，并利用 Stripe 平台将作品发布给公众以筹集资金。他专注于那些能够带来方向感与创作机会的活动。在真正的“黑客精神”指引下，他把世界看作充满待解决问题的迷人场域，有些问题他认为是可处理且值得去做的，于是尝试去解决。令人惊讶的是，他立下目标：一年内创办十二个初创公司——而他真的做到了。
这个人起初感到疏离与孤独，缺乏人生目标。因此他选择行动起来，把自己投入到使用基础编程语言与工具进行的创造性表达中。通过利用人工智能，他也更能创造出具有价值和实用性的产品，供他人使用与体验。他采纳了父亲的建议，将自己投入到实际行动中，结果是抑郁与焦虑逐渐缓解。他在信息丰富的环境中，发现了许多“质性丰富机会”，得以发展自我，提升自我效能感与能力。他与更多富有挑战性的目标建立联系，不断努力达成这些目标。而开源技术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这也正是 Dora 生态系统的重要意义所在。通过像 DoraHacks.io 这样的平台，像上文所描述的那样的人们可以借由“质性丰富机会”，与全球各地的开发者协作，共同创新，创造出人们认为紧迫且相关的有意义的解决方案。该生态系统为开发者提供了必要的资源，使他们能够加入全球任何地方的 “BUIDL” 团队，解决引人入胜的问题；并在黑客松中与其他建设者一起感受到社区归属感；同时还通过激励机制推动他们实现有意义的目标，而这些目标往往又会引发更具挑战性和刺激性的下一阶段任务。Dora 生态系统创造了一个充满可能性的环境，使人们能够构建去中心化的产品与服务，例如将所有权交还给用户本人，增强他们在数字世界中的自主性、安全性以及对金融资产的控制力。正如下文将进一步讨论的，大型企业和垄断机构通常并不会从这些类型的技术中直接受益。那么，他们又有什么动机去资助这类技术呢？开源技术栈能够提升价值的质量，因为它为人们提供了开发更具意义产品的路径，而这些产品通常比那些由大型、目标狭隘的机构所产出的产品更具意义。
因此，如果自动化有可能减少甚至消除人们运用能动性、获得自我效能感的“质性丰富机会“，那么它所腾出的空间，理应由其他在质性上更丰富的机会来填补。如果确实存在“人性”这样的东西，而这种人性包含了一系列需要被发展、以使人得以过上有尊严生活的能力，那么最优与最值得追求的政治与社会安排，应当是将“质性丰富机会”公平分配，以确保人们有选择去运用自身能力、成为能够良好运作并实现繁荣生活的个体。为人们提供质性丰富机会，使他们能够加以利用，并据此组织、调动并集中自身内在力量于那些能够锻炼与激发个体能力的实践之上，这就构成了一个让人过上更有意义人生的基础。它是给予人们成为他们所珍视之人的自由。
接下来的部分将转向对 AI 垄断企业的讨论，揭示它们是如何压制上述这类未来机会的。
Part 3
Section 3.1
人工智能领域中潜在的垄断者不言自明：谷歌、苹果、微软、Meta 和亚马逊。这些公司以及少数其他企业在 2024 年占据了 65% 的固定网络流量和 68% 的移动网络流量。谷歌大约占据全球约 90% 的搜索市场，其品牌名几乎已成为“搜索”行为本身的代名词；Meta 拥有主要的社交媒体平台，如 Instagram、Facebook 和 WhatsApp，这些都是人们日常交流与信息分享中访问量极高的平台；微软控制着大约 72% 的桌面操作系统市场；在美国，苹果约占据 60% 的智能手机市场份额；而亚马逊则主导了线上零售，其规模“超过美国排名其后的 15 家最大电商零售商的总和”。此外，谷歌、Meta 和亚马逊合计占据了美国约 60% 的广告收入。我们在网上所接触到的产品、精美广告、以及注意力的买卖，主要都是由这几家大型科技公司驱动的。根据 Synergy Research 的研究，到本世纪末，微软、谷歌和亚马逊三家公司可能将掌握全球高达三分之二的数据份额。这些公司还控制着大部分云基础设施——亚马逊、微软、谷歌（以及阿里巴巴）合计拥有全球 67% 的云计算市场份额。
这些公司拥有庞大的资源储备，同时也长期以来采用各种手段排挤竞争对手，包括通过并购消灭潜在威胁、利用市场主导地位优先推广自家产品、实行掠夺性定价、利用网络效应，以及其他众所周知的策略。例如，鉴于亚马逊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市场主导地位，它可以通过优先推荐自家产品，排挤其他可能品质更高的供应商产品。消费者在面对价格更低的亚马逊产品时，往往更倾向于购买，而亚马逊正好拥有充足的资源来维持这种低价策略。在网络效应方面，“目前大多数科技巨头的用户数量都以十亿计”，这为初创企业和小公司制造了几乎无法跨越的障碍。而谷歌也多次被指控故意降低某些内容的排名，并优先展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信息。
如今，这些公司正积极争夺对人工智能发展的主导权。“Meta、微软、亚马逊和 Alphabet 预计在 2025 年将累计投入高达 3250 亿美元的资本支出与投资……相比这些公司在 2024 年报告的约 2230 亿美元，这相当于增长了 46% 。”此外，“几乎没有例外，所有初创公司、新进入者，甚至 AI 研究实验室都依赖这些大型科技公司：他们依靠微软、亚马逊和谷歌的计算基础设施来训练系统，也依靠它们庞大的消费市场渠道来部署和销售 AI 产品。”科技巨头垄断了初创公司赖以生存的关键资源——人才、数据和算力。
现有的行业巨头正在开发各种模型，以维持其在各自市场中的立足点。由于它们掌握着大多数资源——例如，“这些公司贡献了标普 500 指数公司市值的 22% 以上，其单独市值甚至超过了加拿大、意大利等部分 G 7 国家 GDP”——它们可以随意挤压竞争对手，阻止初创企业和小型公司进入市场。正如前文所述，随着 DeepSeek 在全球市场中作为竞争者不断取得进展，这些最大规模的 AI 公司正在大肆渲染一场“军备竞赛”，并夸大中国威胁以及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危害，从而推动对 AI 的监管和开发限制，而这些限制最终最有可能使它们自身受益。与此同时，由于垄断体制依赖于专有模型，其架构、权重、学习算法、代码以及内嵌目标都对公众隐蔽不明，在 AI 渗透信息网络的过程中，这些公司的经济与市场主导地位也将以一种“隐秘的方式”塑造人们的思维和行为。
那么，监管是否能解决这个问题呢？《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最近指出：“监管或许有帮助，但政府政策最终往往加固了这些公司的权力，而非加以削弱——这些公司能够利用其资本与政治影响力来操控政策。”亚历克斯·蓝姆佩尔（Alex Rampell）最近写道：“拜登政府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试图以人为设定的门槛限制计算能力，禁止开源技术，理由是其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同时这实际上为几家最大公司垄断监管资源敞开了大门。”例如，尽管萨姆·奥特曼在与贝利·韦斯（Barry Weiss）的《自由新闻播客》（Free Press podcast）中否认了这一说法，投资人马克·安德森却一再警告称，拜登的 AI 行政命令的真正目的在于将 AI 的控制权交到少数几家公司（极可能是 OpenAI）手中，并通过提高市场准入门槛来消除竞争者。此外，尽管此举颇具争议、甚至可能显得天真，自从 DeepSeek 发布其 V1 和 V3 模型以来，Anthropic 的 CEO 达里·阿摩地（Dario Amodei）一直呼吁加强出口管制政策，进一步限制中国获取芯片的能力。然而，正如迪伦·潘特（Dylan Patel）和纳森·兰伯特（Nathan Lambert）在 《莱克斯·弗莱德曼博客》中指出的那样，DeepSeek 的开源模型显然并不构成任何实质性的国家安全威胁。但它确实对那些依赖专有系统、通过模型控制潜在价值的生态构成了威胁。DeepSeek 的方法迫使这些“专有资本”朝着可被任何人使用与构建的公共资源方向转化。正因如此，阿摩地对“单极 vs. 双极世界”的坚持背后其实包含着竞争性的动机：要么 AI 权力集中于美国，要么中美都拥有对等的 AI 能力——而后者，在阿摩地看来，是必须避免的局面。
或许，我们应当持有一种不那么鹰派的乐观态度。经济学家泰勒·科文提出了充分理由，认为与其全面投入一场军备竞赛，不如在相互合作与共赢中寻找发展路径。当然，竞争仍然是必要的，但推动未来事件进程的竞争心态，不应仅仅源于达尔文式的“适者生存”逻辑，而应更接近尼采所观察到的古希腊式“竞技”（Agon）传统——那是一种社会制度，其中的艺术家、军事领袖与运动员通过竞争彼此激励、共同成长。
没有对手，竞争者也将迷失方向。因为没有了改进、突破和创新的机会，个体便失去了变得更好、更具创造力的可能。竞争者的存在本身就依赖于愿意对抗他们的人。正是因为有人挑战，希腊诗人才得以想象得更深远、表达得更出色。尼采指出，希腊竞技者面临的最大危险不是失败，而是——失去竞争对手。他写道：“这正是希腊竞技理念的核心：它厌恶独裁，畏惧其危险，它渴望用‘另一个天才’来抵御某一位天才的压倒性力量。”我们不应将竞争理解为自然状态下的求生挣扎，那种资源稀缺、人与人互为威胁的霍布斯（Thomas Hobbes）式处境——“孤独、贫穷、肮脏、残暴而短暂”。我们也不应将竞争本能视为某种原始性冲动的残余，只为了压制对手、消灭威胁。我们应当将其理解为一种可以高贵化的本能，正如尼采所言，它是“所有人类情感、行为与作品的唯一丰沃土壤”。竞争本能自身也具有德性，应当被培养成“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方式、出于正确的理由”去发挥作用的东西（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第二卷），而不是被视作一种必要之恶。阿摩地害怕中国，这可能不是正确的回应——或许，一个更好的、更具德性的回应，是将中国视为值得尊敬的竞争者。
Section 3.2
现在让我们聚焦于这些潜在的 AI 垄断企业为何会通过主导 AI 生态系统，压制质性丰富机会的更广泛传播。原因至少有两个：第一个涉及经济能动性，第二个涉及价值能动性。所谓经济能动性，是指人们进入市场、创造能满足消费者需求与欲望的价值与效用的能力。如果市场上的 AI 模型被集中掌握在少数公司手中，新兴企业与创业者为世界做出有价值贡献的机会将受到限制。那些能够回应民主、医疗保健、金融自主、政治权利与自由，或其他重大而有意义问题的创新，将大幅减少，从而也会降低 AI 所可能带来的社会福祉。任何威胁到这些少数 AI 垄断企业的控制力、影响力或财富的产品与服务，将被直接排除在市场之外，而不是由市场自然机制或消费者的真实需求所决定。
另一方面，所谓价值能动性，是指人们有能力对社会应追求的目标产生影响、发表意见。如果 AI 是在不透明的条件下、依据无法被公众了解和介入的价值与目标进行训练的，那么人们在这些问题上的影响力就会被削弱。如果由专有模型决定大多数或几乎全部嵌入 AI 的产品与服务的性质，那么人们对这些技术的控制权将大为减少。例如，所谓“对齐问题”指的是如何使 AI 与人类的利益保持一致。那么，什么是人类的利益？什么是构成一个良好且值得追求社会的目标？AI 的运行应遵循哪些道德与伦理原则？这些价值是否可以由少数几家公司决定，而无需公开其训练数据与学习算法？是否可以不接受公众监督与介入？如果技术架构被封闭在公众视野之外，那么上述问题的答案就更有可能来自权威的决定，而不是通过民主程序获得的共识。
经济能动性与价值能动性的双重丧失是危险的，本文余下部分将进一步阐述原因。
Section 3.3: 经济能动性
正如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所著名指出的，苏联之所以在某些方面具有毁灭性，部分原因在于它无法通过自然发生的市场机制来合理分配资源。在这样的体制下，由内部的中央计划者来决定人民的需求与欲望——而这些人所掌握的信息资源既稀缺、又充满偏见与误差，无法实现准确分配。因此，大量官僚主义和强制性的手段被实施来调配国家资源。
举例来说，国家必须设定价格。至少是在苏联的情况中，并不存在一个广泛可用的自由市场，来使商品与服务受到供需关系的调节。生产者依据国家命令进行生产，而非根据市场激励（如竞争）自行调整方向——这些激励本应协调生产与消费，促成市场均衡。换句话说，价格失去了其关键信息功能——它本应指示资源该流向何处。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中写道：“任何对某些商品的价格或数量的控制，都剥夺了竞争协调个体努力的能力，因为此时价格变动无法反映环境中的相关变化，也就无法为个体行动提供可靠的指导。”
不过，对本文来说，更重要的是：国家控制的生产与经济计划还意味着人们被剥夺了进入市场并创造价值的机会，使他们难以通过创新改善自身生活。任何可能威胁国家权力、削弱其合法性与影响力，或转移其部分控制权的创新行为，都将被禁止进入市场。举个例子：假设某人观察到，在某国的偏远乡村地区，由于常年洪水泛滥，人们无法修建道路，从而难以参与国家选举。这位发明者研发了一种不受洪水腐蚀的新型混凝土，并希望在乡村修建道路，改善人们的通行条件，让他们更容易参与公共事务。但当他向国家交通委员会申请资源时，却遭到了拒绝。原因是：该地区居民普遍希望拥有农业生产的自主权，因此国家不愿意为这些人提供进入选举制度的通道。而在缺乏市场竞争的情况下，也没有其他机会和机制可以去建设这些道路。
垄断，尤其是在受到监管体系保护的情况下，构成了类似的威胁。马克思曾做出一个著名批评：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其内在逻辑会逐步而不可避免地导致生产资料向少数人手中集中。虽然包括哈耶克和米塞斯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并坚信在正常运作的资本主义体系中，这一结果是可以避免的。但如果人工智能遭到垄断，那么马克思的预测将比以往更加接近现实——无论这是由于历史规律，还是由于无法预见的结构性变数所致。正如克里斯·迪克森（Chris Dixon）在其著作《阅读、写作、拥有》（Read, Write, Own）中观察到的，初创公司之所以能在市场中找到生存空间，部分原因在于大公司往往目光短浅，无法及时察觉到新兴产品正逐步获得消费者的关注。在专注于自身业务的过程中，这些巨头常常错失市场趋势与动向，而初创企业若运气足够好，就能积累足够势能以形成竞争力。但如果这些老牌巨头掌控了人工智能，他们就可能利用 AI 的能力来抹平初创企业原本可以利用的那些优势。随着时间推移，垄断企业将对市场形成难以穿透的控制权，各行各业的价值链最终将进一步“上游集中”到这些公司手中——比现在更甚。由专家所忽视、却能在市场中创造出意想不到价值的颠覆性技术，其创新空间可能会被完全挤压出去。
由于人工智能具备智能能力，它作为资本工具拥有极大的潜力，能够创造出改善人类生活的先进技术。但，由于有些对公众最有益的应用方式，可能并不符合政府与大型企业的利益，其潜在福祉也就可能在权力结构中被悲剧性地削弱。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金融自主权。
看看比特币的案例就足以说明问题。中本聪（Satoshi）发明比特币的初衷，是为了让人们拥有金融自由的能力——通过创造一种稀缺资源，其价值储存功能可与黄金相类比。比特币使那些生活在高通胀、货币极度贬值国家的人们，能够积累具有全球流通性的财富。人们可以拥有一种不会因货币供应过量或国家财政赤字上升而贬值的资产。比特币能够帮助人们过上更加稳定、安全的生活，它提供了透明性、个人所有权，以及能够激励社会合作的制度安排——这一切都无需依赖强制性信任或道德施舍。
人们本希望掌权者能够设法将中本聪为世界带来的巨大价值纳入现有体系。并不是说比特币应立即取代法定货币，而是说，考虑到比特币在应对法币体系中潜在致命问题方面提供了极具前景的解决方案，政府至少应当付出更大的努力，将这些解决方案纳入实践。合理的期待是，执政者会寻求一种方式，将区块链、比特币及其增强经济自由的潜力加以整合。然而，直到最近，有关这一技术的监管进展一直缓慢而混乱。在拜登政府期间，由于政策缺乏清晰性与明确性，关于加密货币的许多举措都未能充分发挥其潜在价值，反而阻碍了其更高效、更具生产性的使用路径。
如果 AI 被通过监管框架实现垄断，那么那些原本有潜力改善人类生活的技术也可能轻易被弃置。若这些技术与政府或企业利益发生冲突，大多数人将无法通过授权或专利使用这些专有模型，而中小型企业也会被并购吸收。尽管人工智能本可以彻底革新选举平台及人们参与选举的方式；尽管它本可以通过更优的数据安全手段或创造更多经济机会来增强个体自由，但探索这些可能性的路径，若与掌控大多数 AI 技术栈（甚至全部）的公司利益不符，就很可能被封锁。如果某项潜在的 AI 技术有可能通过解决某些产业赖以牟利、甚至具有寄生性质的问题，从而威胁广告收入，那么像谷歌与 Meta 这样的科技公司几乎必然会阻止这一技术进入市场的尝试。
特朗普政府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政策举措之一，就是其新的加密货币政策。该政策废除了上一届政府的行政命令，并致力于制定一个有助于推动该技术发展的监管框架。这对于人工智能领域中正在发生的其他形式的创新具有重要意义。有了除了传统风险投资之外的其他资源——例如通证经济（tokenomics），初创公司可以为其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并积累发展势能。
彼得·蒂尔在其著作《从零到一》（Zero to One）中提出，初创公司本身就在、也应该在寻求成为垄断者。他们需要在市场中占据一个特定空间，通过开发专有技术击败其他竞争者，并进一步排除后来者进入该市场。正如蒂尔所言，如果企业不想成为失败者，这种策略是至关重要的。若他们希望获得投资者的关注，就必须采取建立垄断地位的路径。然而，借助通证经济以及其他与加密货币相关的机制，人们也有机会开发出有价值的技术，同时保留开源精神。在这样的机制下，合作与协作得以推动，同时也能获得支持增长所需的资金。
Section 3.4 价值能动性
经济能动性之所以被削弱，是因为市场中那些具备质感的价值创造机会正在减少，使个体难以通过创新与生产满足不断变化的需求与欲望。当 AI 技术栈被少数几家垄断企业掌控并主导整个生态系统时，即使有人识别出一个真正有意义的问题，并设计出强有力的解决方案，如果这不符合大型企业的利益，该方案也很可能无法进入市场。经济活动及其所带来的社会价值，不应建立在一套容许权力任意压制、扼杀对社会整体有益事务的权威机制上。那么，AI 垄断企业又是如何压缩人们在价值能动性上的“质性丰富机会”的呢？
如果雷·库兹韦尔的奇点理论及其相关预测哪怕部分属实——如果人类真的将与非生物智能融合，并生活在日益人工化的环境中——那么人工智能的垄断不仅不可取，而且可以说是一种反乌托邦式的局面。这种设想唤起了关于“技术霸主”的画面：他们主宰着人类社会，而人们要么沦为智能机器的奴工，要么则是舒适而满足地享受着智能繁荣所带来的物质成果。在这样的图景中，总有人必须开采矿物资源，而另一些人则消费着由此生产出的丰富商品与服务。但如果我们假设 AI 的发展会快到足以让智能机器人无需人力就能完成矿产开采工作，那最终所有人都会转变为纯粹的“消费者”。“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库兹韦尔预测，“几乎所有例行性的体力与脑力活动都将被自动化。”届时，唯有那些具有社交性、创造性、创新性或高度不可预测性的工作将对拥有相关技能与培训的人开放，其余人将大多成为消费者。而借助纳米机器人、虚拟现实、非生物智能增强技术与无处不在的信息流动，我们的现实将愈加接近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所设想的“体验机”（experience machine）。
通过某种装置的介入——无论是接入某种模拟装置，还是完全沉浸于类似虚拟现实（VR）那样的数字化、信息化环境中——人们可以体验到他们所希望的任何事情。任何感官体验、情绪、思想或事件，都会随时向任何人开放，随时可供消费。一个人可以体验写出“伟大的美国小说”所带来的深刻满足，像苏格拉底那样在雅典法庭上勇敢地对抗陪审团，或像拿破仑那样英勇地站在青翠的高岗上俯瞰敌军，也可以在模拟的攀登中登上珠穆朗玛峰，体会坚持不懈的荣耀与世界之巅的视野。重要的不是这些事件是否真实发生，而是有人“渴望”它，而它就会“存在”。在这样的图景中，人生的目标就是消费；而“道德生活”——值得追求的生活——则被定义为追求内部刺激的生活。外部世界、个体真实的存在状态将不再重要。一个人是否真实地勇敢、富有同情心、充满爱意、公正、虔诚、善良或邪恶——这都不再有意义。人们的兴趣与冲突将在人工体验的消费中得到调和。在一个“问题已被解决”的世界中，没有需要行动者去解决的具体问题，行动者也就变得可有可无；唯一需要的，是“消费”。
这种情境真正危险之处在于，垄断企业将完全掌控生成技术的算法，也即控制我们可接触的信息结构。信息将不断被嵌入到以消费为中心的环境中。理想情况下，人们应当拥有自由，做他们想做的事，以他们认可的方式生活。但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他们建构现实的方式，他们所处的社会语境——都会被那些已经整合智能资本、成为未来唯一商品与服务生产者的公司所过滤与塑造。哲学家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在其著作《美国精神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中写道：“每一个教育系统都有一个它希望达成的道德目标，并据此构建其课程。它希望塑造出某种特定类型的人。”人工智能的垄断企业将通过改造人的生存环境来塑造“人是什么”的意义，以符合其自身利益。而真正重要的那些事情——运用能动性、实现真实的自我效能感、发现自己在人生中真正珍视与渴望的事物、建构让现实更一贯、宜居和统一的人生目标等等的机会——将被被企业利益所强烈影响和操控。而这些利益，本质上是围绕经济增长与利润最大化构建的。
在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与爱德华·赫尔曼（Edward Herman）合著的《制造共识》（Manufacturing Consent）一书中，两位作者提出，美国媒体实际上是一种宣传工具，而非客观的信息来源（这一观点当时颇具争议，但如今已成为主流看法）。他们认为，这种宣传功能是通过一套“过滤模型”来运作的，该模型将信息作为输入，并为公众“福祉”完美制造出标准化的输出。而其中一些媒体过滤机制，正是今天科技巨头所采用的。第一个过滤器是媒体公司的规模、所有权结构及其以利润为导向的商业模式。这使得进入媒体市场所需的投资与准入成本变得高得惊人，从而使其他竞争者难以生存。法律制度被用来执行一系列标准，这些标准压制了初创公司与中小企业的发展；而政府补贴则倾向于支持那些与政府利益保持一致的媒体公司。第二个过滤器是广告收入。广告不仅提升了特定公司的利润，也让它们在竞争中占据优势。那些无法吸引广告支持的媒体来源往往被市场边缘化。在此过程中，那些资金雄厚的媒体公司为了争取广告商的“青睐”，被迫迎合股东所要求的持续利润增长。这意味着任何挑战企业利益的声音，都可能因营收减少而遭受惩罚，最终被逐出市场竞争。
这两个过滤器，正是当今科技巨头在其平台上运用的机制。他们主导市场，并依靠广告收入获取惊人的利润。正如乔姆斯基与赫尔曼所指出的另一个过滤器——意识形态偏向，大科技公司同样如此。就像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主流媒体会大肆报道敌对国家的种族灭绝与谋杀，却对发生在美国“势力范围”如拉美地区的同类事件视而不见，大科技公司也会在符合其经济与利益考量时，沿着特定的意识形态线索行事。由于其庞大的利润模式与动机，大科技公司的利益并不必然与真理、勇气、准确性、诚实、公正或善恶标准一致。只有当这些价值可以带来可预见的利润与效用最大化时，它们才可能被采纳。因此，如果 AI 垄断企业逐步获得市场主导权，并以其最先进模型为基础将大量商品与服务推向市场，那么人们对于世界的理解、他们如何看待现实、哪些事物最值得关注——都会在信息过滤器的引导下被重塑。这些过滤器正是大科技公司用于“产出有利于技术发展结果”的机制的一部分。个体发展自身的机会、形成自我世界观的过程、以及构成生活统一性的价值体系，都将受到科技信息过滤器的支配与重构。
我们很容易想象这样一个世界：信息的生成由一小部分集中的模型主导，这些模型构建出一套相互交织的信息网络，强化着不准确、不诚实、甚至是伪造的信息结构。新闻标题与报道可能散布错误主张与对现实的歪曲，而这些说法又会被其他虚假信息源所“证实”，彼此互为支撑。这种信息结构——即信息的组织方式及其意义赋予机制——可能会被人为策划，以服务于掌握权力与控制信息传播资源者所设定的特定目的。少数人认为“最好的”内容将被优先推送，而公众的想法将逐渐变得从属，最终被操控以符合权力方的利益。这并不是在指责某个实体或个人有恶意意图，而是在强调这样一种结构性困境：当生成并传播社会所消费的信息的能力被集中在少数几方手中时，这种权力格局所带来的难以解决的困境。
这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导向类似于前文提到的诺齐克“体验机”的世界。人们获得一种超越消费伦理的生活形式能力的机会将被极大压缩，甚至被彻底剥夺。确实，假设未来大多数工作被自动化，人们通过基本收入实现生活保障，那么个体将从劳作的束缚中解放，不再被迫为经济增长贡献劳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将获得对约束与必需品的自由。但问题在于，如果没有施展自由的媒介，如果没有真正的机会在具体经验中运用自己的能动性，那么这种自由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至少不是那种更深层次的、积极意义上的自由。那种引导人们思考“如何生活”、那种通过探索而发现值得投入心力与时间的事业的过程、那种确立人生目标并在充满挑战与刺激的环境中努力实现的能力，将会在这样的结构中逐渐失效，甚至彻底被边缘化。
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曾写道：
我们很少意识到，我们对什么有价值、什么无价值的判断，在多大程度上是受制于我们并不自觉的标准。但一般来说，那些我们未经思考便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物，正是决定我们有意识思维与判断结论的关键。而那些位于反思之下的习性，往往正是在我们与他人的持续互动与交换中形成的。
如果构成社会的制度是由那些以提升股东利润为目的的大型企业所主导——这将在它们主导人工智能时成为现实——那么它们的模型将渗透进经济的每一个领域，渗入我们的环境。这些环境将影响我们所被激发的生活方式，朝向不再体现为实际的‘存在’（being），而是依赖于‘拥有’（having）。也就是说，什么是显著的、值得追求的、具有吸引力的，不再取决于它所需要的努力、它所要求的冒险精神，或它所能激发的成长过程，而是取决于它能否填满并打发时间。对于一种由消费伦理塑造的意识而言，显而易见、理所当然的东西，将与另一种由合作构成、旨在促使个体能动性寻求意义与目标的社会完全不同。前者会看到一个充满各种可能体验的世界，但这些体验除了即时呈现的感受之外毫无意义；而后者则仍然会体验到“必要性”，以及那种不可遏制的冲动——即人必须感受到世界上仍有值得行动之事。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在其伟大的美国小说《白鲸》（Moby Dick）中写下了这样的句子：
我坚定目标的道路铺设着铁轨，我的灵魂被刻槽其上。穿越无底峡谷，穿越山脉深处与激流之下，我直奔而去！没有障碍，没有转弯，只有通向铁轨终点的直路！
但愿，那些曾赋予梅尔维尔写作力量的精神碎片，在未来的某个角落依然得以存在。
Section 3.5
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Thus Spoke Zarathustra）一书中，尼采描绘了两种未来人类的形象：“末人”（Last Man）与“超人”（Overman）。这两者在本能、欲望、动机与驱力方面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他们所看到的世界、感知世界的方式也截然不同：哪些事物对他们而言是显著且有意义的，什么是“善”或“恶”，对自我与世界的信念与态度，皆南辕北辙。
尼采对“末人”充满蔑视，而他的理想目标则是“超人”。“末人”代表一种追求舒适、安逸与满足的生活方式——那是一种消费的生活，是一种被动的满足。末人的畜群（herd）沉浸在“白天的微小快乐、夜晚的微小快乐中，但极度重视健康。他们说：‘我们发现了幸福’，眨着眼睛”。这样的存在，培养出的是享乐、安逸、饱足与消费的本能。尼采常将这种状态比喻为“反刍的牛”。而“超人”则是那种能够保有创造与超越本能的存在，他将生命导向某个遥远而艰难的目标，借此创造出一种超出自身的价值，使生活因此获得尊严与意义。超人仍然保有那种穿越变革性经验的冲动，那种能改变自我存在状态与意识体验的本能。正是这种冲动激发个体去掌握现实、理解现实，并因此增强他们影响现实的能力——个体越来越能够通过自己的活动与存在方式去塑造经验，建构世界。“末人”的美德——最大化快乐并最小化痛苦，在“超人”看来，恰恰是堕落的恶德。
人工智能的垄断结构及其以利润为导向的模式，正在推动“末人”的出现；而开源则是在为“超人”保留空间。随着人工智能被集中于少数强权之手，并通过这些权力机构设定的参数向市场大量输出商品与服务，整个信息景观及其传播网络将被精心策划成一种伦理结构——这种伦理以最大满足与持续消费所带来的舒适感为核心。在这样的结构中，个体所接触到的机会与环境将不再是“质感质性丰富”的；它们不会激发人们内在的主动能力，而只会使人变得能够追求一种消费社会所设定的终极目标——即最大化产出与回报的路径。
而开源生态系统，则保留了一个人类能动性仍能找到出口的空间。在那里，创造力与创新的目标不再仅仅是为了逐利，而是为了实现一种更完整的人类生活。
现在，本文开篇提出的一个问题是：自动化是否能带来足够多的机会，使被替代的劳动力能够重新获得工作？到现在我们已经看到，黑客范式与开源生态系统的确让这一目标更为可行。彼得·蒂尔的《从零到一》可以说是一本创业者指南。而他在书中明确指出：创业的目标应当是至少模仿，并努力实现垄断。所谓“成功”，就是在某一市场领域内占据主导地位，排除其他进入者，并通过专属供应尚未满足的需求来实现利润最大化。但成功初创企业的统计数据却令人沮丧。初创企业的失败率高达 90% 。在那些成功者中，首次创业者只占 18% 。获得风险投资资金的初创企业不到 1% ；获得天使投资的比例也不到 1% ；约有 75% 的初创公司依赖“信用卡债务、商业贷款与信用额度”来筹集资金。成功的几率微乎其微，而对那些敢于创业，尤其是技术驱动型创业者（这是失败率最高的一类）所需承担的门槛与风险，往往近乎不可逾越。蒂尔之所以鼓励初创企业采用垄断策略，部分原因正是因为唯有在获得足够稳固的市场地位之后，公司才终于能够喘息、拓展与创新。一旦达到垄断标准，企业便能掌控其特定领域（甚至是整个）市场中的价值输出——理论上，这会给企业与消费者双方带来好处。
然而，这种能力最终被集中在极少数能够侥幸成功的公司手中。一旦掌握了这种能力，它们便没有自利的动机去放手。而当某家企业依靠其垄断地位终于获得创新的自由之时，这种专属能力却也意味着其他拥有创造潜力的人被排除在外，仅仅因为他们没有获得那唯一的机会。
如果企业的成功几率更高，那无疑会更具吸引力。但传统的融资方式以及作为成功创业者所需经历的艰难过程，往往会打击甚至扼杀那些本有能力提出改变世界的强大创意的人们。而黑客范式之所以具有深远意义，正是因为它能够提供丰富的机会，让人们得以创造价值，而无需承担传统创业所附带的高风险。黑客范式的“北极星”之一，就是致力于打造一个开放的、无需许可的生态系统——一个充满机会、人们可以自由进入、自由利用关键技术信息，并能够与成熟企业协作，从而共同创造出更好、更具创新性的产品的环境。开放的生态系统能够赋予人们创造价值的可能，而封闭系统则将他人排除在外，关闭了协作的大门。
按照蒂尔模式的创业路径，那是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它需要强烈的意志、非凡的创造力，当然还需要一定的运气。而这三者的完美契合，是极其罕见的。因此，真正能在创业中成功的人少之又少。通过一个无需许可的开源生态系统，通过减轻人们在创造有价值事物时所承受的沉重负担，我们可以释放出大量机会——这些机会无需你拥有成为乔布斯或贝索斯那样的雄心与资源，也不要求你必须独力成就一番技术帝国。事实上，那些科技巨头的成功，早已远远超越了他们当初想要创造创新科技的初衷。开源生态系统将推动科技进步的机会民主化，使人们能够真正参与其中，不必成为少数天才企业家的复制品。创新，理应是更具协作性、更广泛分布的，也应当距离普通人更近。黑客范式正在使这成为可能，它正在重构赛场的平衡。
或许，并不是每个人都想成为一名“黑客”。但开源为我们保留并拓展了一种最佳的原型模式，通过它，可以将具体的机会持续地、公平地分配给人们，让他们得以实践自己的能动性。正是通过拥有这类机会，人们仍能发现和体验到那种强烈的召唤感——“我必须去做某事”——即，一个目标的存在，使个体不得不相信，若忽视它，人生就将失去意义与目标。如果我们生活的世界中，人们能接触到的、最显眼且最具吸引力的事物，仅仅是尼采所说的那种“幸福”——那种不涉及个人牺牲、不包含作为德性的献身（devotion）、也无需为艰难而变革性的事业奋斗的意愿的“幸福”——那么这样的世界无疑比不上另一个世界：在那里，人们拥有真正的机会去成就伟大的事业，只要他们愿意去追求。
结语
当 IBM 的“深蓝”在 1997 年击败国际象棋冠军卡斯帕罗夫（Garry Kasparov）时，象棋并未因此被淘汰。人们依旧继续比赛，并不断变得更强。这一事实——即从那以后任何人类棋手都不可能战胜 AI 程序——并未动摇那些热爱象棋之人的热情与动力。那些献身于象棋的人依旧渴望打磨自己的技艺，学习更复杂的策略，在不断成长的过程中超越其他选手。象棋选手依然渴望变得更优秀，仅仅是为了变得更优秀。通过意志与投入实现成长，当他们登上新的水平时，那种深刻的成就感依旧真实而宝贵，尽管一台机器将永远是更强的选手。
在一部关于李世石（Lee Sedol）在 2016 年败给 AlphaGo 的纪录片中，有人说：“他在这台机器的对弈中获得了成长。他的人性在与这台无生命的创造物对局之后得到了拓展。而我们的希望，是这种机器，尤其是背后的技术，也能对我们所有人产生同样的作用。”还有人说：“或许 AlphaGo 能向人类展示一些我们从未发现过的东西。或许那是一种美。”如果被正确使用，人工智能可以拓展个体影响与改变世界的能力。它可以提供创造的机会，而非只是劳作的义务；可以唤起意义的体验，而非冷漠与疏离；可以使人获得一种有价值的自由，而非无所依托的自由。但这一切都取决于社会写作和去推动人们向值得努力实现的目标前进的环境；它也要求我们以不同的方式理解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