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葉楨

原文來源：華爾街見聞

巴菲特向其股東宣告，他即將「歸於沉寂」，這標誌著他執掌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長達六十年的輝煌職業生涯正步入尾聲，也為他一手締造的這家企業帝國開啟了歷史性的轉折點。

在周一發布的致股東信中，巴菲特在信中以一句英式表達“I'm 'going quiet'”，宣告了他職業生涯的重大轉變。 95 歲的巴菲特明確表示，他將在今年底卸任首席執行官，並正式退出公司的日常管理。

巴菲特同時確認，備受全球投資人關注的下一封公司年度信函，將由他人執筆。不過，巴菲特表示，他仍將透過每年感恩節發布的信函，繼續與股東就其慈善事業進行溝通。

這項交接計劃已對市場情緒產生影響。自巴菲特今年5 月首次宣布卸任計畫以來，波克夏的A 股股價已下跌約8%。巴菲特在信中稱，為確保繼任者Greg Abel 順利過渡，他將繼續持有「相當一部分」伯克希爾A 類股。

在宣告個人角色轉變的同時，巴菲特也藉這封信函發出了他標誌性的商業箴言與道德警示。他嚴厲批評了企業界的貪婪風氣，特別是高階主管薪酬的無度攀比，為其繼任者和整個商界留下了深刻的告誡。

對繼任者的箴言

在信中，巴菲特對未來的領導者提出了明確的告誡，核心指向企業貪婪。他指出，高階主管薪酬揭露要求產生了意想不到的負面效果，反而引發了企業負責人之間「比誰賺得更多」的競賽。

「讓那些非常富有的CEO 們感到困擾的，往往是其他CEO 變得更加富有，」巴菲特寫道，「嫉妒與貪婪如影隨形。」他強調，伯克希爾尤其應避免聘用那些期望在65 歲時就退休、渴望變得「引人矚目地富有」（look-at-me-rich）或試圖開創「王朝」的執行長。

堅守長期主義

巴菲特的投資哲學與近幾十年來金融業的演變形成鮮明對比。在加密貨幣等投機性資產興起、以及交易時間縮短至毫秒級的當下，他所倡導的長期價值投資顯得特別獨特。他與股東坦誠溝通的方式，無論是透過年度信函或是在奧馬哈年度股東大會上馬拉松式的問答環節，都已成為其任期內的標誌。

自1962 年首次投資當時陷入困境的紡織公司伯克希爾以來，巴菲特將其發展成為一個龐大的商業帝國，業務橫跨「冰雪皇后」（Dairy Queen）、「鮮果布衣」（Fruit of the Loom）等知名消費品牌，以及保險、製造、公用事業和北美最大的鐵路公司之一。他寫道：「伯克希爾的經營方式將永遠使其成為美國的一項資產，並避開那些可能導致其淪為乞求者的活動。」

持續的慈善事業

在宣告職業生涯轉變的同時，巴菲特也宣布了最新的慈善捐贈。根據信函內容，他已向由其子女管理的四個家族基金會捐贈了270 萬股伯克希爾B 類股，價值約13 億美元。這與他近年來在感恩節信函中宣布的慈善捐贈計畫一脈相承。

巴菲特早在2006 年就首次承諾，將捐出其持有的全部波克夏股票用於慈善事業。此後，他與比爾蓋茲（Bill Gates）和梅琳達弗蘭奇蓋茲（Melinda French Gates）共同發起了「捐贈誓言」（Giving Pledge），倡導全球最富有的人們將自己一半以上的財富捐給慈善事業。

以下為巴菲特致股東信全文：

致各位股東：

我將不再撰寫伯克希爾的年度報告，也不會在年度會議上滔滔不絕。用英國人的話來說，我將「保持沉默」。

算是吧。

格雷格·阿貝爾將於年底接任。他是一位出色的管理者，一個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也是一位坦誠的溝通者。祝他任期長久。

我會透過每年的感恩節致詞繼續與你們以及我的孩子們談論伯克希爾的情況。波克夏的個人股東是一群非常特別的人，他們總是慷慨地與那些不如他們幸運的人分享自己的收益。我很享受與你們保持聯繫的機會。今年請容許我先回憶一下往事。之後，我會談談我伯克希爾股份的分配計劃。最後，我會分享一些業務和個人方面的看法。

隨著感恩節的臨近，我為自己活到95 歲感到既感恩又驚訝。年輕時，這樣的結果看起來希望渺茫。早些時候，我差點就死了。

那是1938 年，當時奧馬哈的市民認為當地的醫院要不是天主教的，就是新教的，這種分類在當時看來是很自然的。

我們的家庭醫生哈雷‧霍茨是個友善的天主教徒，他上門看病時總是背著一個黑色的醫藥包。霍茨醫生叫我「小船長」，每次上門看病收費也不高。 1938 年我肚子痛得厲害，霍茨醫生來了，探查一番後告訴我，第二天早上就會好的。

隨後他回家吃了晚飯，還打了會兒橋牌。不過，霍茨醫生始終忘不了我那些有點古怪的症狀，當晚晚些時候便把我送到了聖凱瑟琳醫院，給我做了緊急闌尾切除手術。接下來的三週裡，我感覺自己就像置身於修道院，也開始喜歡上了我的新「講台」。我喜歡說話——沒錯，那時也是——修女們對我很友善。

最妙的是，三年級的馬德森老師請班上的30 位同學每人寫一封信給我。我大概把男生們的信都丟了，而女生們的信我卻反覆讀了很多遍；住院也有好處嘛。

我康復期間最開心的事——其實頭一周情況還很危險——是我那親愛的艾迪阿姨送我的一份禮物。她為我帶來了一套看起來非常專業的指紋採集工具，我馬上給照顧我的修女們都採集了指紋。 （我可能是聖凱瑟琳醫院裡她們見過的第一個新教徒孩子，她們也不知道該對我有什麼期待。）

我的想法──當然完全是異想天開──是總有一天會有個修女犯了法，而聯邦調查局會發現他們居然沒有給修女們採集指紋。聯邦調查局及其局長J. 埃德加·胡佛在20 世紀30 年代已為美國人所敬仰，我想像胡佛先生親自來到奧馬哈來查看我那珍貴的指紋收藏。我還幻想我和J. 埃德加能迅速找出並逮捕那個失足的修女。全國性的聲譽似乎唾手可得。

顯然，我的幻想從未實現。但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幾年後我才發現，當時我本應給J. 埃德加本人採集指紋，因為他後來因濫用職權而身敗名裂。

嗯，那是20 世紀30 年代的奧馬哈，那時我和其他小夥伴都渴望擁有一輛雪橇、一輛腳踏車、一副棒球手套和一輛電動火車。讓我們來看看那個時代其他幾個孩子，他們就住在附近，對我影響很大，但我很久都不知道他們的存在。

我先從查理·蒙格說起，他是我64 年的好友。 20 世紀30 年代，查理就住在離我1958 年起就一直居住的房子僅一個街區的地方。

早些時候，我差點就和查理成為朋友了。查理比我大6 歲半，1940 年夏天他在祖父的雜貨店打工，每天工作10 小時賺2 美元。 （節儉是巴菲特家族的傳統。）第二年我也在店裡做類似的工作，但直到1959 年我才見到查理，那時他35 歲，我28 歲。

二戰服役結束後，查理從哈佛法學院畢業，然後永久定居在加州。然而，查理卻一直將自己在奧馬哈的早年歲月視為人生的重要階段。六十多年來，查理對我影響巨大，他是一位極好的老師，也是我保護有加的「大哥」。我們之間雖有分歧，但從無爭執。他從不說「我早就跟你說過」。

1958 年，我買了我的第一套也是唯一一間房子。當然，它在奧馬哈，離我成長的地方（大致上說來）約兩英里，離我岳父母家不到兩個街區，離巴菲特雜貨店約六個街區，開車到我工作了64 年的辦公大樓只需6 到7 分鐘。

讓我們來談談另一位奧馬哈人斯坦·利普西。 1968 年，史丹將《奧馬哈太陽報》（週報）賣給了伯克希爾，十年後應我的請求搬到了布法羅。當時伯克希爾旗下一家子公司擁有的《布法羅晚報》正與該市唯一的周日報紙的出版商——其早報競爭對手展開生死較量，而我們正節節敗退。

史丹最終打造了我們新的《星期日》產品，此後數年，我們這項原本每年都在大量虧損的投資，每年（稅前）的回報率都超過了100%。在20 世紀80 年代初，這筆3,300 萬美元的投資對波克夏來說是一筆重要的資金。

史丹在我家附近大約五個街區的地方長大。史丹的一位鄰居是小沃爾特·斯科特。沃爾特，您應該還記得，他在1999 年將中美能源公司帶到了伯克希爾。他也是伯克希爾的董事，直到2021 年去世，也是我的摯友。幾十年來，沃爾特一直是內布拉斯加州的慈善領袖，奧馬哈和整個州都留下了他深刻的印記。

華特上了本森高中，我也原本打算去那所學校上學——直到1942 年，我父親出人意料地在國會競選中擊敗了連任四屆的對手。生活總是充滿驚喜。

等等，還有更多。

1959 年，唐·基奧和他的年輕家庭住在離我家街對面、距離芒格家舊約約100 碼遠的一所房子裡。當時唐是一名咖啡推銷員，但後來他成為了可口可樂公司的總裁，並且是伯克希爾公司的忠實董事。

我認識唐的時候，他一年賺12,000 美元，而他和妻子米基還要養五個孩子，這些孩子都得上天主教學校（學費不菲）。

我們兩家很快就成了摯友。唐來自愛荷華州西北部的農場，畢業於奧馬哈市的克雷頓大學。早年，他娶了奧馬哈姑娘米基。加入可口可樂公司後，唐很快就在全球聲名遠揚。

1985 年，唐擔任可口可樂公司總裁期間，公司推出了命運多舛的新可口可樂。唐發表了一次著名的演講，向公眾道歉，並重新推出了“老”可口可樂。這一轉變發生在唐解釋說，寄給“至高無上的白痴”的信件會迅速送到他的辦公桌上之後。他的「撤回」演講堪稱經典，可在YouTube 上觀看。他愉快地承認，實際上可口可樂產品屬於公眾而非公司。隨後銷量大幅上升。

您可以在CharlieRose.com 上觀看唐的一次精彩訪談。 （湯姆墨菲和凱葛蘭姆也有幾段精彩的內容。）和查理蒙格一樣，唐始終是個地道的中西部男孩，熱情、友善，骨子裡透著十足的美國味兒。

最後，出生於印度並在那裡長大的阿吉特·賈恩（Ajit Jain）以及即將成為我們首席執行官的加拿大人格雷格·阿貝爾（Greg Abel），在20 世紀末都曾在奧馬哈生活了數年。事實上，在20 世紀90 年代，格雷格就住在離我僅幾個街區的法納姆街（Farnam Street），不過當時我們從未謀面。

難道奧馬哈的水裡有什麼神奇的成分嗎？

我十幾歲時在華盛頓特區生活過幾年（當時我父親在國會任職），1954 年我在曼哈頓找到了一份我以為會做一輩子的工作。在那裡，本·格雷厄姆和傑瑞·紐曼對我很好，我也結交了許多終生的朋友。紐約有著獨特的魅力——至今依然如此。然而，僅僅一年半後，在1956 年，我還是回到了奧馬哈，從此再也沒有離開過。

後來，我的三個孩子以及幾個孫子都在奧馬哈長大。我的孩子們一直就讀於公立學校（從同一所高中畢業，這所高中培養了我父親（1921 屆）、我的第一任妻子蘇西（1950 屆），還有對內布拉斯加家具商場的發展起到關鍵作用的查理、斯坦·利普西、厄夫和羅恩·布盧姆金，以及1923 屆的查理、斯坦·利普西、厄夫和羅恩·布盧姆金，以及1923 屆的查理、斯坦·利普西、厄夫和羅恩·布魯姆年將其出售給伯克希爾，成為我們龐大的財產保險業務的基礎）。

我們國家有許多偉大的公司、偉大的學校、偉大的醫療機構，每個地方都有其獨特的優勢，也都有才華出眾的人。但我感到非常幸運，能有幸結交許多一生的朋友，能遇到我的兩位妻子，在公立學校接受良好的教育，年幼時就能結識許多有趣且友善的奧馬哈成年人，還能在內布拉斯加州國民警衛隊結識各種各樣的朋友。總之，內布拉斯加州一直是我真正的家。

回首往事，我覺得波克夏和我之所以能取得更好的成績，很大程度是因為我們紮根於奧馬哈。如果我出生在其他地方，結果可能就大不相同了。美國的中心地帶是出生、養家和創業的絕佳之地。我出生時純屬運氣好，抽到了一根長得出奇的簽。

現在來說說我的高齡。我的基因並沒有為我帶來什麼好處——家族長壽紀錄（當然，追溯得越久遠，家族記錄就越模糊）一直是92 歲，直到我打破了這個紀錄。不過，我有睿智、友善且盡職盡責的奧馬哈醫生，從哈雷‧霍茨醫生開始，一直到現在。至少有三次，我的生命是被離家不遠的醫生們拯救的。 （不過，我已經不再給護士們按指紋了。95 歲的人可以有很多怪癖……但也有個限度。）

活到老壽星這把年紀，得有極大的運氣，每天都要躲過香蕉皮、自然災害、醉酒或分心的司機、雷擊等等，諸如此類的危險。

但幸運女神反覆無常，而且──沒有其他的詞能形容──極度不公平。在許多情況下，我們的領導人和富人得到的幸運遠遠超過了他們應得的份額——而這些幸運兒往往不願意承認這一點。有些豪門子弟一出生就獲得了終身的經濟保障，而其他人則在幼年時期就面臨著地獄般的困境，甚至更糟的是，身患殘疾，失去了我視為理所當然的一切。在世界上許多人口稠密的地區，我可能會過著悲慘的生活，而我的姊妹們則會過著更糟糕的日子。

我於1930 年出生在美國，健康、聰明、白人、男性。哇！感謝幸運女神。我的姊妹們和我一樣聰明，個性還比我好，但她們的人生前景卻大不相同。幸運女神在我人生的大部分時間裡都眷顧著我，但她可沒空去照顧那些九十多歲的人。幸運也是有極限的。

時光老人卻恰恰相反，隨著我年歲漸長，他愈發覺得我有趣了。他戰無不勝；對他而言，每個人最終都算在他的「勝者」名單上。當平衡感、視力、聽力和記憶力都持續走下坡時，你就知道時光老人就已經在附近了。

我步入老年的時間較晚——衰老的開始因人而異——但一旦出現，就無法否認。

令我驚訝的是，我整體感覺良好。儘管行動遲緩，閱讀也愈發吃力，但我每週仍會在辦公室工作五天，與出色的人們共事。偶爾，我會冒出一些有用的想法，或是有人向我們提出一些原本可能不會有的提議。由於波克夏的規模以及市場狀況，好的想法不多——但並非沒有。

然而，我出乎意料的長壽卻為我的家庭以及我慈善目標的實現帶來了重大且不可避免的影響。

讓我們來探究一下它們。

接下來是什麼

我的孩子都已超過正常退休年齡，分別為72 歲、70 歲和67 歲。指望他們三人——在許多方面都已達到巔峰——能像我一樣延緩衰老，這顯然是不切實際的。為了提高他們在我指定的受託人取代他們之前處理完我幾乎全部遺產的可能性，我需要加快向他們三個基金會的生前贈與。我的孩子們現在在經驗和智慧方面都處於巔峰，但還未步入老年。這段「蜜月期」不會永遠持續下去。

幸運的是，調整方向很容易執行。不過，還有一個額外的因素需要考慮：我希望在波克夏的股東們像我和查理一樣對格雷格充滿信心之前，保留相當數量的「A」股。這種程度的信任應該不會太久。我的孩子們已經百分之百支持格雷格，伯克希爾的董事們也是如此。

如今這三個孩子都已成熟，頭腦聰明，精力充沛，且富有本能，足以支配一大筆財富。在我過世很久之後，他們仍能活躍於世，這將是他們的優勢所在。如有必要，他們可以採取既有前瞻性又有應對性的策略來應對聯邦稅收政策或其他影響慈善事業的發展。他們很可能需要適應周圍世界發生的巨大變化。死後遙控指揮向來成效不佳，而我從未有過這種衝動。

幸運的是，三個孩子都從母親那裡遺傳了顯性基因。隨著歲月的流逝，我也逐漸成為他們思考和行為的更好榜樣。然而，我永遠無法與他們的母親相提並論。

我的孩子有三位候補監護人，以防任何意外死亡或殘疾的情況。這三位候補監護人不分先後順序，也不與任何特定的孩子綁定。他們都是傑出的人，對世事洞明。他們沒有任何相互衝突的動機。

我已向孩子保證，他們無需創造奇蹟，也無需害怕失敗或失望。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也經歷過。他們只需在政府活動和/ 或私人慈善事業通常所取得的成就基礎上有所進步即可，同時要認識到這些財富再分配的方式也存在不足之處。

早些時候，我曾構想過種種宏偉的慈善計劃。儘管我性格執拗，但這些計劃最終都未能實現。在我漫長的人生中，我也目睹了政客們拙劣的財富轉移、家族式的抉擇，當然還有那些不稱職或古怪的慈善家。

如果我的孩子們能做得很好，他們可以肯定，我和他們的母親都會感到高興。他們的直覺很好，而且他們每個人都有多年的實踐經歷，起初只是很小的數目，後來逐漸增加到每年超過5 億美元。

這三個人都喜歡長時間工作來幫助他人，只是方式各不相同。

我加快向子女基金會捐贈的步伐，這絕不是因為我對伯克希爾的前景有了任何改變的看法。格雷格·阿貝爾的表現遠遠超出我當初認為他應該成為伯克希爾下一任執行長時對他的期望。他對我們的許多業務和人員的了解遠勝於我，而且對於許多執行長都不曾考慮的問題，他也能很快掌握。無論您說的是一位執行長、一位管理顧問、一位學者，還是一位政府官員，我都想不出有誰能比格雷格更適合來管理您和我的儲蓄。

例如，格雷格對我們的財產和意外險業務的潛在收益和風險的了解，遠勝於許多長期從事這項業務的高階主管。我希望他的健康狀況能保持良好幾十年。如果運氣好，伯克希爾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裡只需要五到六個執行長。尤其要避免那些一心想著65 歲退休、一心只想成為引人注目的富豪或想要開創家族王朝的人。

一個令人不快的事實是：有時，母公司或子公司那位出色且忠誠的執行長會患上癡呆症、阿茲海默症或其他使人衰弱且長期纏身的疾病。

查理和我曾多次遇到這個問題，但都沒有採取行動。這種失敗可能會釀成大錯。董事會必須在執行長層級保持警惕，執行長也必須在子公司層級保持警惕。說來容易做來難，我可以舉出過去一些大公司發生過的例子。我所能建議的只有董事們要保持警覺並敢於發聲。

在我有生之年，改革者試圖透過要求揭露執行長的薪酬與普通員工薪酬的對比來讓執行長們難堪。於是，委託書聲明的篇幅迅速從20 頁左右膨脹到100 多頁。

但這些善意的舉措並未奏效，反而事與願違。據我觀察，多數情況下，A 公司的執行長看到競爭對手B 公司的情況後，便向董事會暗示自己應該獲得更高的薪酬。當然，他也提高了董事們的薪酬，並且在薪酬委員會的成員選擇上也格外謹慎。新規定引發的是嫉妒，而非節制。

這種螺旋式上升的趨勢似乎有了自己的生命力。讓那些非常富有的執行長們感到煩惱的往往是，其他執行長們變得更富有了。嫉妒和貪婪總是相伴相隨。又有哪位顧問會建議大幅削減執行長的薪酬或董事會的報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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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波克夏旗下企業的前景略好於平均水平，其中不乏幾顆規模可觀且彼此關聯度不高的璀璨明珠。然而，十年或二十年之後，會有許多公司比波克夏表現得更好；我們的規模也帶來了不利影響。

波克夏遭遇毀滅性災難的可能性比任何我所了解的企業都要小。而且，波克夏的管理階層和董事會比幾乎所有我熟悉的公司都更注重股東利益（我見過的公司可不少）。最後，波克夏的經營方式始終會使其存在成為美國的財富，而不會從事那些會使其淪為乞求者的活動。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的經理應該會變得相當富有——他們肩負著重要的責任——但他們並不渴望建立世襲財富或追求那種引人注目的財富。

我們的股價會反覆無常，有時會下跌50% 左右，就像在現有管理層領導下60 年裡發生的三次一樣。別灰心，美國會復甦，波克夏的股票也會回升。

最後的幾點想法

或許這是一條自利的觀察。我很高興地說，我對自己的後半生比前半生更滿意。我的建議是：別為過去的錯誤自責──至少要從中學到一點教訓，然後繼續前進。改進永遠不嫌晚。找到合適的榜樣並效法他們。你可以從湯姆墨菲開始，他是最棒的。

還記得阿爾弗雷德·諾貝爾嗎？他後來因設立諾貝爾獎而聞名，據說他曾讀到自己被誤印的訃告，那是他哥哥去世時，報社搞錯了，誤登的訃告。他讀到的內容令他大為震驚，於是意識到自己應該改變行為。

別指望新聞編輯室會搞錯：想好你希望自己的訃聞寫些什麼，然後就去努力活出那樣的人生。

偉大並非源自於累積巨額財富、獲取大量曝光或在政府中掌握巨大權力。當你以成千上萬種方式幫助他人時，你就在幫助這個世界。善舉無須付出代價，卻無比珍貴。無論你是否信教，作為行為準則，黃金法則都難以被超越。

我寫下這些，作為一個曾無數次粗心大意、犯下許多錯誤的人，但也很幸運地從一些很棒的朋友那裡學到瞭如何更好地為人處世（儘管離完美還差得很遠）。請記住，清潔女工和董事長一樣，都是人。

祝所有讀到這段話的人感恩節快樂。沒錯，包括那些討厭鬼；改變永遠不嫌晚。別忘了感謝美國為你提供了最大的機會。但美國在分配回報時——不可避免地——是反覆無常的，有時甚至是唯利是圖的。

謹慎選擇你的榜樣，然後效法他們。你永遠無法做到完美，但你總是可以變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