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幣安趙長鵬：在加密貨幣的中間地帶

最近一年的大多數時間中，趙長鵬會待在新加坡一個不到10 平方米的小房間裡，以在線形式對外聯繫。

在這個彈丸之國的狹窄空間，這位44 歲的加拿大華人遠程掌管著一家千億美元估值的公司[1]。在線上虛擬世界，趙長鵬更廣為人知的身份是CZ，全球最大的加密貨幣交易所幣安（Binance）的創始人兼CEO。

疫情前，趙長鵬是在四處遷徙的狀態下遙控著幣安。從日本、馬耳他、烏幹達再到新加坡，他遊走在加密貨幣政策相對寬鬆的國家和地區，見面對象包括當地從業者和政府官員，比如烏幹達總統和馬耳他總理。

疫情后，他停在了新加坡，以線上會議連接著分佈在全球6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近3000 名幣安成員。他為這種新狀態添置了一個“大型設備”——一塊綠幕。當有正式線上活動時，他會站到綠幕前，抹掉房間的真實環境，換上一幅帶有明黃色幣安logo 的虛擬背景。

一手創立幣安，在加密貨幣世界擁有巨大能量的趙長鵬，並沒有這個領域創業者的典型人設，他不是堅定的信仰者或狂熱的佈道者。

他的特點是“缺乏特點”。趙長鵬留著寸頭，身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他的想法和行事方式也如此，在區塊鏈行業內，他是那個走在中間的人。

他最初被加密貨幣的自由度吸引，自從2014 年賣掉上海的房子買了比特幣後，他就逐步把大部分個人資產轉移到了加密貨幣上。據他稱，加密貨幣資產佔他個人財富的比例現在是99%。他再也沒買過房子等固定資產，因為“流動性太差”。

另一方面，看重自由和流動性的趙長鵬也積極看待政府對加密貨幣的監管。他稱自己絕不是極端的無政府主義者，他無法想像沒有政府和警察，社會會如何運轉，人群將如何自保。

趙長鵬創立的幣安也是一個中間產物。

幣安不是典型的公司。它沒有總部，沒有辦公室。分佈於全球的近3000 名成員均在家辦公。一名幣安員工說，他的入職手續都是飛到HR 所在的城市，在HR 家裡辦的。

但幣安也不是典型的去中心化社區組織，它依然有CEO 趙長鵬，有高管職位和匯報關係。它同時使用OKR 和KPI 兩套任務考核體系，確定OKR 時，趙長鵬會先定自己的OKR，其他人再拆趙長鵬的OKR——和多數使用OKR 的互聯網公司一樣。

中間路線和對矛盾事物的兼容背後，有趙長鵬的實用主義。中心化還是去中心化，堅定還是搖擺——他不太看重這些有區塊鏈特色的評價維度。他對很多事情的判斷標準是：是否合理、有好處、有必要。

比如在社交媒體上，雖然有悖於自己“不愛出頭露面” 的本性，趙長鵬卻非常活躍，因為這能幫他與用戶溝通。他在Twitter 上有260 萬粉絲，比以太坊創始人Vitalik Buterin 還多70 萬。

為了推廣幣安在去中心化金融（Decentralized Finance，下稱DeFi）[2] 上的關鍵佈局BSC （Binance Smart Chain，幣安智能鏈，下稱BSC），趙長鵬有時甚至會故意去懟以太坊— —外界認為BSC 對標以太坊。 “在BSC 比以太坊小時，這對BSC 有好處。”

以合理、務實和有用的標準去行動，趙長鵬也沒那麼執著區塊鍊和加密貨幣本身。他在2014 年賣房買幣進入行業，看起來姿態堅決。但在2015~ 2017 年的行情低迷期，他一度離開加密貨幣領域，進入了當時很熱門的文化品交易行業，做了一家給郵幣卡（郵票、錢幣和電話卡等收藏品）提供交易系統的公司。

從結果看，對加密貨幣的不完全堅定並不影響趙長鵬和幣安在這個領域的成功。趙長鵬認為，加密貨幣交易所的核心競爭力和過往的類似產品無異，還是服務好用戶。務實、兼容、多元的風格，能幫他們服務盡可能多的全球用戶。

二級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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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比特幣是一個新技術平台而不是某個資產”

《晚點》：4 月中旬以來，比特幣從接近65000 美元的高點下跌，一度低至30000 美元，你怎麼看這種巨大的波動性？

趙長鵬：市場有大漲幅就會有大跌幅，很正常。我還有我周圍的人都沒有特別在意。

《晚點》：今年2 月比特幣價格突破5 萬美元後，你曾在Twitter 上說：“比特幣的5 萬美元是新的1 萬美元，如果現在不買就等著後悔。” 為何如此看好比特幣？

趙長鵬：我從來沒有在推特上預判過比特幣的價格。但現在這個行業還非常初期，全球大概只有1%~ 2% 的人有數字貨幣。從這個角度看，應該還有50 倍到100 倍的發展空間。

《晚點》：一種普遍觀點是，美元超發是去年下半年啟動的這輪牛市的重要推力，比特幣漲不是因為自己多好，而是因為外面的世界太差了。你怎麼看這輪牛市的原因？

趙長鵬：美國印鈔對加密貨幣確實有很大貢獻。 42% 的美元都是去年印的，拿著美元是大大貶值，所以美國很多機構都開始買比特幣了。

也有一些行業內因素，去年的DeFi （去中心化金融）和今年的NFT（非同質化代幣） [3] 比較火，有很多創新。另外，去年比特幣挖礦減半[4] 了，新比特幣出來的速度慢很多。具體哪個影響比較大，沒人能100% 說清楚。

《晚點》：2017 年的牛市以前，比特幣佔加密貨幣總市值的比例維持在80% 以上，2018 年之後，這一數值開始在30% 到70% 之間震盪，目前略多於40%。你覺得比特幣的比重接下來會怎麼變化？

趙長鵬：長期看，比特幣的比重還會降低。比特幣是第一個數字貨幣，它有網絡效應，就像數字貨幣裡的全球儲備貨幣。但比特幣的創新速度不如新項目，遲早會有其他東西蠶食比特幣的份額，但目前還沒有看到是什麼。

《晚點》：包括以太坊和幣安自己發行的BNB（Binance Coin，幣安發行代幣的名稱）嗎？

趙長鵬：包括它們。以太坊以前有機會，因為比特幣能做的事它都能做，並且有很多創新，社群很活躍。但以太坊很快碰到了性能瓶頸。現在的加密貨幣要在市值上超越比特幣蠻難。比特幣最去中心化，因為它的創始人不在。

《晚點》：比特幣的價值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們怎麼定義它。你認為比特幣的實質是什麼？一種貨幣，一種資產，還是什麼別的東西？

趙長鵬：我覺得比特幣是一套新技術而不是某個東西。互聯網剛出來時，人們會認為互聯網是另外一種溝通渠道，我們有電話、收音機、電視，現在還有了互聯網。但互聯網其實是一個新技術平台，互聯網上會有互聯網的收音機、視頻和社交媒體。社交媒體是傳統沒有的，電視、收音機是傳統就有的。所以互聯網不是在具體應用層面跟它們並行，互聯網是底層架構。

區塊鍊和比特幣也是底層架構，數字貨幣裡會有數字貨幣的貨幣、資產、證券、債券和其他各種各樣的東西，這是一個新平台而不是某個資產。很多人不理解這有多大，一個新平台出現後，上面會有新版本的傳統的一切，加更多傳統沒有的東西。

《晚點》：但“各種各樣” 的東西似乎還未出現，區塊鏈領域還沒有殺手級應用，這是為什麼？

趙長鵬：二級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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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點》：你是怎麼從傳統金融行業跨到加密貨幣的？

去了之後發現這一幫小孩非常真誠，也非常努力。當時有一個人為了教我用錢包，就轉了一些幣給我，學會後，我說我把幣轉回給你吧，他說不用，你留著吧，你可以用這個幣去教下一個人。我看了一下，大概就三百美元，幾千塊人民幣，不是很多，但也不少。他們這幫人真不是出來騙錢，不是報紙上說的販毒老大，他們就是一幫技術小孩。去了之後發現這一幫小孩非常真誠，也非常努力。當時有一個人為了教我用錢包，就轉了一些幣給我，學會後，我說我把幣轉回給你吧，他說不用，你留著吧，你可以用這個幣去教下一個人。我看了一下，大概就三百美元，幾千塊人民幣，不是很多，但也不少。他們這幫人真不是出來騙錢，不是報紙上說的販毒老大，他們就是一幫技術小孩。

去了之後發現這一幫小孩非常真誠，也非常努力。當時有一個人為了教我用錢包，就轉了一些幣給我，學會後，我說我把幣轉回給你吧，他說不用，你留著吧，你可以用這個幣去教下一個人。我看了一下，大概就三百美元，幾千塊人民幣，不是很多，但也不少。他們這幫人真不是出來騙錢，不是報紙上說的販毒老大，他們就是一幫技術小孩。

會開完在機場準備離開時，我就說我要賣房買比特幣，而且要辭職，100% 加入這個行業，不管幹嘛，寫代碼也行。

《晚點》：對一個新機會感興趣，需要做到賣房這一步嗎？

趙長鵬：我那時就這麼點錢，就不要再分散了，年輕，全部放在一個地方。我從不跟別人說你all in，但我自己能承擔風險。最壞的情況就是做兩年，比特幣歸零，我再回銀行工作就行了。

《晚點》：2014 買的比特幣後來拿住了嗎？加密貨幣在那之後不久就進入了熊市。

趙長鵬：還好一直拿住了。我記得我把房子賣了後不到1 年，上海房價就翻了一倍，比特幣跌到原來三分之一，等於差了六倍。當時內心是有壓力的，是所有人都錯了，還是就我一個人錯了？大概率是我一個人錯了。但我怎麼也看不懂為什麼會錯，因為我覺得這是未來。回頭看，2001 年互聯網泡沫破裂時，亞馬遜、eBay，包括谷歌當時也跌了98%。大家都經歷過那個階段。

《晚點》：這種把區塊鏈類比成互聯網的想法，是你當時就有的還是事後總結的？

趙長鵬：說實話是後來想到的，人在當局是看不清的。我當時只是想，這個東西還要熬多久，五年、十年？但還好，也就熬了兩年多。

《晚點》：你現在如何配置個人資產？你有再買房子等固定資產嗎 ?

趙長鵬：我基本上99% 是加密貨幣，應該都在BNB 上，只有一小部分是比特幣。我現在沒有買房，房子流動性太差。

《晚點》：你2014 年入行時的態度很堅決，但創立幣安前的2015 年到2017 年之間，你曾離開加密貨幣行業，做了給郵幣卡（郵票、錢幣和電話卡等收藏品）提供交易系統的比捷科技，為什麼中途去做這個？

趙長鵬：比捷本來想自己在日本做數字貨幣交易所，但發現只懂技術不懂日語很難做。後面中國的郵幣卡很火，就有人找上門問能不能提供，我們說你願意付錢我們就賣。到2017 年5 月之前，我們都沒想過做交易所。

《晚點》：2017 年5 月發生了什麼，為什麼又回來了？

趙長鵬：最直接的是覺得一波行情要來了，行業裡需要這個，而且交易平台是我的擅長。

更長遠地看，我覺得人類歷史上，任何時候我們能提高一個東西的自由度，且不降低它的安全和易用性時，文明都有很大進步。我覺得未來幾十年內，金錢的自由度會變得更高，同時安全和易用性可以保持，甚至變高，這是幣安想做的。我們想為這個行業提供一些基礎架構服務。

《晚點》：區塊鏈技術能讓金錢流動更自由、更安全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它的去中心化特點。你從2014 年入行到創立幣安，都是在錢包、交易所等行業裡的中心化公司，為什麼不直接做基於區塊鍊網絡的去中心化項目？

趙長鵬：我覺得人要找三個東西的結合，一是自己會什麼，二是自己喜歡什麼，三是這個東西對別人有沒有價值。不是每個人都特別懂芯片，都知道怎麼挖礦，都熟悉數學算法區塊鏈。我的經歷一直在交易系統這邊，對我來說最合理的就是繼續做交易平台。

《晚點》：交易平台也可以做成去中心化形式的。近期你曾說，未來五到十年內，去中心化交易所會戰勝中心化交易所。看起來你的想法又變了？

趙長鵬：去中心化交易所確實發展很快，但直到現在，它的交易量和安全係數跟中心化交易所仍有差異，對大部分新手用戶有門檻。

當然，你在水里就能感受到浪的方向。 DeFi 的確給幣安主站帶來了壓力。我比更早期時更看好去中心化方向了，我認為這是未來。

《晚點》：區塊鏈行業不少人有始終如一的價值觀和方向選擇，比如有人執著於去中心化，有人執著於把比特幣用到支付上，有人看重提升效率；你似乎更偏實用主義，選擇隨形勢變化。這會被一些人視為不夠堅定，你怎麼看自己的這種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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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點》：幣安從成立6 個月後到現在，一直是全球交易量最大的加密貨幣交易。你認為幣安的核心競爭力是什麼？

趙長鵬：還是因為我們一直堅持以用戶為核心吧。這體現在一些長、短期利益博弈上，例如上幣時的選擇和產品功能設計。

我們還拿出了所有交易費收入的10% 放到SAFU （Secure Asset Fund for Users，投資者保護基金）裡，以保護用戶利益和應對極端情況。

《晚點》：現在行情劇烈波動時，幣安、Coinbase 和火幣等交易所仍會出現卡頓、宕機、“因流量暴增暫停提幣” 等情況。一些人認為，表面的故障背後是交易所在操縱。

趙長鵬：以幣安當今的交易量來看，手續費收益就不少了，不需要通過操縱什麼掙短期的錢。聰明人會保護長期的信任。

《晚點》：你們不缺人和錢，為什麼一直沒解決宕機、卡頓等問題？

趙長鵬：這不是那麼簡單。對系統不太了解的普通散戶經常說，你多買服務器不就解決了嗎？花錢能解決的問題，我們早花錢了。

傳統交易所，如上交所、紐交所都是散戶把訂單交給券商，券商再把訂單合起來給交易所，交易所只服務幾百個券商。我們是全世界幾百萬用戶直接到交易所，我覺得我們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金融撮合市場，架構壓力完全不一樣。這不是平行加服務器就能解決的。我們要做到的，是把波音838 變大十倍，但它還是單獨一架飛機，還能飛，這比較難。

現階段的成長完全超出我們2018 年的預期，我們還在做多種優化，但繼續往下漲，可能還會碰到一些磕磕碰碰。

《晚點》：具體哪方面超出預期？

趙長鵬：主要是用戶數，遠遠超出了預期。 2017 年比特幣的峰值是兩萬美元，前段時間到五萬多美元，漲了2.5 倍，但活躍用戶數卻漲了二十倍。當時已照著五倍、十倍去擴了，還是扛不住。

《晚點》：你之前提到機構入場是這一輪牛市的特點，你們機構用戶的增長情況如何？能觀察到中國機構力量的入場嗎？

趙長鵬：總的機構數據是指數性增長的，特別是過去半年。在整個市場中，中國機構佔比不大。美國機構大概佔市場的百分之八九十，中國反過來，散戶佔百分之八九十，中國幾個億身家的人都是自己操作一個賬號。

《晚點》：你們怎麼吸引機構用戶？

趙長鵬：機構交易對API 、交易速度的要求和散戶完全不一樣。舉個例子，機構都是團隊操作，有老闆、組長、小團隊，每個人有不同權限，我們叫子賬號功能。這些功能2017 年沒幾個交易所有，我們也沒有，現在我們都有了。

《晚點》：什麼時候開始做這些準備的？

趙長鵬：子賬號是在2018 年底左右，那時是熊市。其實當時主要就在練內功，我們那時的核心撮合比較快，但周邊系統不夠，2017 年成長太快，跟不上。當時就擔心，如果2018 年來一股非常牛的牛市，幣安會很卡，我們反而可能丟掉領先地位。

所以2018 年，我跟內部的溝通全部是提高性能、擴大系統，牛市會來，不用擔心。我個人之前經歷過熊市，當時的心理素質已非常好了。

《晚點》：所以2018 年初開始的熊市，對幣安來說反而是一個有利外部環境？

趙長鵬：是，如果那時再繼續漲，我們扛不住了，不一定有今天的幣安。

《晚點》：你們對未來增長的預測是？會提前做哪些準備？

趙長鵬：我們完全沒法預知未來。但我們判斷用戶量大概率還會上漲，我們至少要先準備好擴容性。有可能不發生，那我們就浪費點錢，問題不大；但是發生，我們不能浪費機會。

《晚點》：現在很多新用戶湧進加密貨幣市場。他們的風險意識和交易技術可能都不好， 但幣安、火幣等交易所又能很方便地加槓桿，槓桿很容易虧錢。你們怎麼處理這個問題？

趙長鵬：幣安應該是所有數字貨幣交易所裡唯一有“負責交易程序” 的，我們叫responsible trading program。第一個，如果一個散戶來玩我們的期貨或期權，我們會問他兩個問題：第一，你覺得有多大機率會賠錢？他如果寫低於50%，我們不讓他玩，你心態就不對；第二，如果賠錢了，他覺得是誰的責任？他如果覺得是別人的責任，是幣安的責任，那你別玩，你去玩現貨。

第二個，如果是一個新的散戶，他賠錢到一定程度時，我們系統會告訴他不要再交易了，阻止他交易48 小時。我相信我們是唯一一個阻止用戶交易的交易平台。

《晚點》：你們一共阻止過多少人？阻止的代價是什麼？

趙長鵬：數據我倒沒有，應該不少人，但這對我們的收入不會有太大損失。因為這種用戶，他只會傷自己，不會特別幫我們。受傷之後，他還是會停，只是早停晚停。我們讓他早停一天，他少輸點錢，我們少賺幾十塊手續費沒關係，我們保留長期用戶。他學會了怎麼賺錢，我們的收入會更多。

《晚點》：交易所用戶特別關心託管在你們這兒的資產是否安全。掌管OKEx 交易所錢包秘鑰的徐明星被調查時，就曾導致用戶大規模恐慌逃離。你們是怎麼管錢包秘鑰的？

趙長鵬：幣安現在完全是用多重簽名機制，很早就不依賴單個人了。我們最大的錢包需要15 個人中的7 個人簽名。這些人是誰，他們互相都不知道，此外只有很少人知道全部人是誰。而且我和幣安所有公開對外的人都不在簽名名單裡。幣安提幣跟我完全沒關係，我想偷幣都偷不走。

《晚點》：但這個機制還是需要有人在中間協調，是嗎？這會不會帶來一些風險？

趙長鵬：全部用工具。管錢包的人的軟件裡會彈出需要處理的任務。做運營管理的人不知道管錢包的是誰。

《晚點》：怎麼保證多重簽名名單裡的人相互不串聯？

趙長鵬：二級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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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點》：在現在的中心化交易所之外，你們的新方向是去中心化金融，這塊的整體進展如何？

趙長鵬：BSC 的日交易量現在超過以太坊大概四、五倍了，有了幾百個生態項目，但BSC 才推出9 個多月，它起來得比我們想像得還快。除了BSC，我們還在做DEX（Decentralized Exchange，去中心化交易所），我們也投了很多以太坊、波卡生態的項目。

《晚點》：其實以太坊上也可以做去中心化金融，比如現在交易量最大的去中心化交易所Uniswap 就是以太坊生態項目，你們為什麼不用現成的東西，而是在去年9 月推出了BSC ？

趙長鵬：我解釋一下，BSC 不是我們做的。我們之前自己做BNB 時慢慢跟社區有很多合作。所以到BSC 時，是社區裡一幫人過來說他們要做一個智能合約鏈，跟以太坊接近，希望我們給一筆資金。他們願意把BNB 作為這個鏈的主幣，之後這個鏈上的任何交易都會用到BNB，這對幣安是好事，因為我們是BNB 的最大持有者。

所以BSC 我參與度很低，這是一個社區項目，只是開發者不太願意露面，其實我啥也沒做，沒那個能力。

《晚點》：幣安對BNB 的集中持有和BSC 宣稱的去中心化社區方向沒有衝突嗎？

趙長鵬：這有兩個部分。 BNB 是不是非常集中？是的。但這是我們通過服務賺來的手續費。我們最早發行BNB 時，給團隊留了40%，但因為幣安很快就達到了盈利點，所以我們從來沒花過也沒賣過這部分幣，並承諾之後把這部分全部銷毀。這跟其他發幣機制不太一樣，大家可以考慮我們是不是過於中心化。

第二，BSC 完全去中心化後，價值才更大，整個BNB 的市值會更高，吸引用戶的網絡效應也更大。所以從利益驅動上，我們想要去中心化，我們也在這麼做。

另外，如果有一個中心化組織持很多幣，這不是壞事，我們不會傷害社區和砸盤，這需要巨大成本，對我們沒有任何好處。

《晚點》：有人會覺得以太坊是更理想的區塊鏈項目狀態，它比較分散，其創始人Vitalik 也沒有持有太多以太坊，這會是BSC 想發展的方向嗎？

趙長鵬：我們的理解不是這樣。可能很多人覺得這個幣裡，每個人都有一點點比較公平。但如果只有小魚進來，沒有鯨魚進來，那可能只有一個原因，大機構不看好。

大概2017 年時，Vitalik 把一部分以太坊賣了3000 萬美元，這可能代表他特別公平，也可能代表那時他比較看重美元。

我們為什麼不願意拿美元，願意拿BNB？這代表我們有信心。

《晚點》：外界認為BSC 是對標以太坊的，你怎麼看二者的競爭？

趙長鵬：我不覺得BSC 跟以太坊有競爭。現在用以太坊跟用BSC 的人群不太一樣。

有些人更喜歡以太坊，因為Vitalik 拿幣比較少，更去中心化等等。但他們手續費比較貴，說實話是非常貴。轉一筆賬要收10 美元，用一次復雜點的合約，要上百美元。除非你一次做百萬級的交易，不然沒法付手續費。

而在東南亞、印度和非洲，還有很多金字塔底層的用戶，他們人數很多，我們為他們提供一個更便宜的網絡，可以使更多人使用和進入區塊鏈。

BSC 起來後，以太坊的交易量並沒有變少，但也不再增長，這是因為它碰到了技術瓶頸，網絡最高承載量就是每秒15 到20 筆。我們慢慢變多，因為我們還沒碰到上限。所以不存在競爭，只是他們不能服務的用戶我們現在可以服務了。

《晚點》：以太坊社區不能讓技術再進化嗎？

趙長鵬：肯定可以，但這需要時間。他們跟BSC 的定位不一樣，它要能在幾百萬個賬本上完全同步，同時每秒處理幾百萬單，這個技術門檻蠻高，幾年內蠻難解決。

最近我看Vitalik 發推特比較少，他應該在閉關。我倒非常希望他能解決這個問題，這樣整個行業又會變大。

《晚點》：BSC 比以太坊快和便宜，是因為需要同步賬本的節點少很多，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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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點》：近期各國政府對加密貨幣有一些不同表態——有的政府對加密貨幣很開放；有的政府偏嚴厲；還有政府在把加密貨幣納入現有監管體系，如近日有消息稱美國貨幣監理署（OCC）、美聯儲和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正考慮成立一個加密貨幣監管的“跨部門小組”。你覺得各國態度會如何影響全球區塊鏈行業格局？

趙長鵬：抱歉，我不會公開評論具體監管機構及他們的政策，但幣安一定在積極與全球監管機構溝通。目前每個國家的條款都不太一樣，這是好事，可以看到哪些條款更有利於發展，可以有多個參考物。

《晚點》：從你們的接觸情況看，各國共同關注的內容有哪些？政府有些什麼常見想法和認知？

趙長鵬：兩三年前我們去溝通時，大家都問這個東西是不是恐怖分子用的。現在這麼說會比較丟臉，好像沒有常識。現在他們比較在意怎麼防洗錢和犯罪。其實區塊鏈上的數據是透明的，反而更好分析和跟踪。有些地方的監管反而在推這個東西，他們突然理解，區塊鍊和加密貨幣不是讓你更失控，而是讓你控制得更細。

《晚點》：政府的合規訴求會如何影響加密貨幣？自由度被認為是加密貨幣的一個主要新價值。

趙長鵬：自由度和合規有一定關係，但並不衝突。

我覺得合規還是很重要的。區塊鏈、數字貨幣行業裡有一幫人是極端自由主義的，他們希望不要政府，也不要警察，就一幫人自己生活。我不覺得人類可以文明到那個程度，在一個完全沒有政府和警察的社會，每個人怎麼自保，全部請私家保安？

我們還是需要一些規矩，說白了，還是需要一些監管。

但如果等人把規矩全部定出來之後再開始做這個行業，可能也不太對，因為規矩都是先做一段時間才摸索出來的。監管需要案例，在一個還沒有的行業裡告訴你能做這個，不能做這個，讓這個行業去發展，這不可能。

《晚點》：什麼類型的政府對加密貨幣更積極，跟國家大小有關還是跟經濟類型有關？

趙長鵬：我個人感覺，前幾年是小國，因為大國比較複雜。中美這種大國，如果規矩定得不夠細，就有很多人鑽空子。但行業初期，你又很難定得特別細。但比如百慕達，整個國家就七萬人，跟上海一個小區差不多，他不需要規定，就一個案子一個案子看，他看得過來。而且小國不太需要保護自己的貨幣，他們不太在乎衝擊，反而認為這個東西能幫他們在新領域，比如金融科技上領先。

現在有點兒反過來了，幾個大國在競爭。如果中國想讓人民幣變成全球基礎貨幣，你發個央行數字貨幣，這個東西被接受，可能是非常有幫助的。

《晚點》：你覺得各國央行發行的數字貨幣是真正的區塊鏈應用嗎？

趙長鵬：這裡就非常微妙了。目前多數央行發的第一版數字貨幣還是相對中心化的，它有一個發行方，這個發行方可以增發，可以控制整個網絡，也可以拒絕一些交易。它的確用了區塊鏈技術，但它的多數節點沒有公開。你說它是區塊鏈，也是，你說它不是，也不是。但我覺得不用那麼糾結定義。去中心化本身也是灰度的，不是黑白的。比如你特別去中心化，但手續費特別貴，這就不那麼易用，這裡面有很細的權衡。

最後還是看是不是足夠安全、易用和自由。如果這幾個高，就會被很多人用；如果低，除非硬逼人用，但逼人太難了。

《晚點》：央行數字貨幣會對比特幣等沒有政府背書的數字貨幣產生什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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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不是殺球的那個人”

《晚點》：幣安沒有總部，員工全部在家辦公，你們怎麼保證運轉？

趙長鵬：我們現在3000 人不到，分佈在全球60 多個國家和地區。日常會以各種辦公軟件遠程協作，比如Google Docs、 Google Meet 等。

《晚點》：有人會要求用數字貨幣來發工資嗎？

趙長鵬：最近比較多。因為今年BNB 漲得比較高。

《晚點》：你們怎麼交稅？

趙長鵬：每個人付自己該付的個人所得稅，然後所有公司（幣安在多國有不同的註冊實體）需要付公司註冊地的稅。如果你是一個社區，就不一定要付稅，以太坊社區就沒有付稅的概念，但公司有。

《晚點》：描述聊幣安時，你用的是“公司” 這個詞，所以你們還是個公司？

趙長鵬：我們內部基本上從來不用公司這個詞，只是跟您聊時我用這個詞，因為比較好理解。我們內部用的是“組織”。我們一般也不太用員工這個詞，叫團隊成員。

公司的很多傳統幣安都沒有。我們不需要總部和辦公室，不需要在某一個地方註冊。但是我們可以讓一群人在一起做事情。我們之間有信任和獎勵機制。

《晚點》：據我們了解，幣安在同時使用OKR 和KPI，這是中心化公司最常用的管理手段。

趙長鵬：有目標不代表是中心化。

《晚點》：幣安發展到現在，你的角色有什麼變化？

趙長鵬：現在很多事情我不會自己做了，自己做效率非常低。比如以前市場活動有時會問我審批，現在300 萬美元以下的市場花費我基本不用介入。

現在我在幣安最大的價值就是凝聚團隊，把強的人吸住，把外部精英拉進來。所以我最近就是整天打電話，花很多時間聊天。

《晚點》：你也花了不少時間在社交媒體上，你發Twitter 挺頻繁。

趙長鵬：推特對我來說是跟社區互動的工具。我在推特上說話會幫我們做一些推廣，它還會幫我了解社區的抱怨或情緒。其實我不太喜歡出頭露面，但為了推廣BNB、BSC，有時也會懟懟以太坊的人，故意攪合一下，這種小技巧也用。他們罵回來也不一定是壞事，兩人對罵圍著一圈人看，BSC 比以太坊小的時候，這對我們有好處。

《晚點》：你對做什麼和怎麼做的判斷，似乎都是出於合理性和利益考慮，覺得有好處就會做。

趙長鵬：我有幾個責任：我帶領一個團隊，要把工作做好，把整件事做大。這都不一定是責任，這是我的使命，我現在活著就是為了做件事。

雖然不是細分的每一個工作我都喜歡，但我特別喜歡這件事整體的使命感。基於這個考慮，我可以把自己抽像到一個程度，我該做什麼就做什麼，心情非常平靜，沒有特別激動的時候，也沒有特別悲哀的時候。

《晚點》：這種平靜的狀態怎麼形成的？

趙長鵬：從比較小時候就是這樣，我性格一直非常平穩，我也不知道怎麼形成的。我從來沒有對任何人大吼大叫過，包括某次幣安被盜丟幣時。

《晚點》：在創立幣安之前，你就換過很多地方，在江蘇待到12 歲，後和家人去了溫哥華，在東京、紐約工作，在上海創業，這種長期遷徙的生活對你有什麼影響？

趙長鵬：我很喜歡很多不同文化混在一起，這對幣安能夠做得比較全球化有很大幫助。

我最開始被比特幣吸引也和這個有關。以前我從東京工作完去紐約時，發現把錢轉過去很麻煩而且手續費很貴。比特幣就沒有這個問題，我很容易理解，自由度變高了，費用也降低了。

《晚點》：在你待過的地方中，對你性格、想法影響比較大的是哪兒？

趙長鵬：我最重要的青春期是在加拿大。加拿大是一個移民國家，有各種民族、國籍的人。其實從大陸出去的那幫小孩一般還是跟大陸小孩一起玩，我比較例外，我當時一直在打排球，中學5 年，有4 年我是校隊隊長。校隊裡各種各樣的人都有，我有很好的白人朋友、韓國朋友、印度朋友和黑人朋友。我有些中國朋友會抱怨種族歧視，但我從來感覺不到。

《晚點》：你以前在球場上是什麼風格？好勝、犀利的，還是帶著大家一起打？

趙長鵬：其實排球隊長是一個黏合劑的概念。他一般是二傳，負責組織協調整個場上，並不一定是攻擊力最強的人。我們團隊有好幾個個子比我高，長得比我壯，跳得比我高，殺球比較狠。我不是殺球的那個人。